，不必藏於已；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已。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接著又託孔子之口，描述了一個“小康”社會：“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以為禮，域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裡，以賢勇知，以功為已。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眾以為殃。是謂小康。”

這裡所說的“大同”是禹以前的社會，財產公有，天下為公，人盡其才，毫不利己，是原始的共產主義社會；“小康”則是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的時代，雖然“大道已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但畢竟是以禮治天下，是理想的禮治社會。大同社會是孔子的理想，小康社會更令孔子嚮往。

古往今來，關於“大同”社會的描述，吸引了不少進步思想家，成為人們嚮往的目標。

近代康有為寫《大同書》，視為政治改革的最終理想；孫中山提出“天下為公”、“世界大同”的口號，為鼓舞革命走向成功。

然後，《禮運》提出“修十義治七情”的命題。“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修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故聖人所以治人七情，修十義，講信修睦，尚辭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也，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

再把“禮”與“五行”聯絡起來：“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既然人是五行精氣的會聚，自然“禮”要達於“五行”，使人心之“五行”順布。

“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也。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為質也。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為質也。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

人心感於五行，在於音樂，在於食味，在於色彩。如果覺得“美”，就是“五行順布”，反之就會覺的“醜”。

“禮”作用在人際關係上，使人際關係順和。“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為本，以陰陽為端，以四時為柄，五行以為質，禮義以為器，人情以為田。”禮的最終目的，是“國有禮，官有御，事有職，禮有序。”

《中庸》篇闡述“中庸之道”，提出人性修養的教育理論。

鄭玄注曰：“中庸者，以其記中和之為用也；庸，用也。”

北宋理學家程頤在《河南程氏遺書》中說：“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南宋理學家朱熹在《四書集註》中說：“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

中庸之道即忠恕之道。“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要求人們從忠恕之道做起。子事父以孝，臣事君以忠，弟事兄以敬，交朋友以誠，此即忠；“施之己而不願，亦弗施於人”，此即恕。

明末清初傑出思想家顧炎武在其《日知錄》中說：“然則忠恕，君子之道也。”

《中庸》之“道”，包括以下內容：

一、道不遠人，人不離道。遠人者非道，離道者非人。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故雖獨處隱微，亦不當離道，雖不見不聞，亦不能不存戒慎恐懼之心；

二、道是天命的體現。“道”有神性，高高在上，鑑臨人間。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三、“道”即中和、中庸之道。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舜“執兩用中”；顏子“擇乎中庸”；南方之強“寬柔以教”，剛柔相濟之中庸；出世入世、富貴貧賤、上位下位之中庸；

四、“道”有不同層次：一是“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