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那一類。

孫犁作為一代著名的編輯，他的有獨特風格的編輯作風也在這時開始形成。他很注意參考前人編刊物的經驗，特別是魯迅編刊物的經驗。魯迅主持編輯或有密切關係的刊物，如《語絲》、《莽原》、《奔流》、《萌芽》、《文學》、《譯文》等等，他都十分留心學習，特別是留心閱讀魯迅在每期刊物後面寫的“後記”：

從魯迅編輯的刊物中，我們可以學到：對作者的態度；對讀者的關心；對文字的嚴肅；對藝術的要求。

對待作者要親切也要嚴肅。這主要表現在對待他們的稿件上。熟人的稿件和不熟人的稿件，要求尺度相當。不和投稿者拉拉扯扯，不和投稿者互通有無（非指意識形態，指生活資料）。

……

改稿時，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不認識的字，不知道的名詞，就查字典，或求教他人，或問作者，這都是工作常規，並不丟人。

作者原稿，可改可不改者，不改。可刪可不刪者，不刪。不代作者作文章（特別是創作稿）。偶有刪節，要使上下文通順，使作者心服。

……

不輕易召作者到編輯部，有事寫信商量。這樣不干擾日常工作，保持編輯部正常秩序。魯迅說，他從來也不輕易召作者到編輯部來。①上述各點，是他多年實踐的體會，縱不能代表他的全部編輯工作的經驗和特色，也能窺一斑而見全豹吧。

孫犁深通人情，對於投稿者的心理，是很能夠體察、照顧的。他說：“敝帚自珍，無論新老作者，你對他的稿件，大砍大削，沒有不心疼的，如砍削不當或傷筋動骨，他就更會難過。如果有那種人，你怎樣亂改他的文章，他也無動於衷，這並不表現他的胸襟寬闊，只能證明他對創作，並不認真。”②他舉出30年代文壇上的一宗舊案：《文學》主編者之一傅東華刪了周文的小說，因刪的太多而欠妥，周文找上門去，時稱“盤腸大戰”。他自己也有過文章被人亂改的痛苦經驗，1946年7月4日給康濯的信③裡說：“說實在的，溺愛自己的文章，是我的癖性，最近我在這邊發表了幾個雜感，因為他們胡亂給我動了幾個字，非常不舒服……”但對於好的“改筆”，他一向是心悅誠服、樂於接受的。

除了編刊物，他還在河間第八中學教了一個班的國文。他這樣做，除了有意模仿“五四”以來某些城市作家的職業習慣外，“還有調劑生活的意味，跑跑路，接近冀中的新一代男女少年，比只是編輯室好。”①說到生活，他在當時的生活還是很苦的。抗戰雖然勝利了，也並沒有脫離“遊擊”生活（何況，另一場戰爭已經接踵而至），“那時最苦的是文化團體。有的人，在經常活動的地區，找個富裕的農家，認個乾孃，生活上就會有些接濟。如果再有一個乾妹妹，精神上還會有些寄託。我是一個在生活上沒有辦法的人，一直處在吃不飽穿不暖的狀態中。”②在河間的這一年冬天，有一天他的叔父來了。他正在下鄉，叔父看見他蹲在炕沿下燒秫秸取暖，弓腰彎背，活像一個叫化子，就含著眼淚走了。

在河間的這一年，他還失去了父親。那是他剛剛到河間不久，就聽到父親病重的訊息，匆匆趕回家去，侍奉不及一旬，父親就故去了。這個老人，自幼學徒，熬至一個縣城雜貨店的經理，直到老年，才回到東遼城自己的家中。一生所得，除買了五十畝地，還在村北蓋了一所新房，另有牲口棚、草棚、磨棚，一家農民過日子的產業，總算都有了。父親在世時，母親說孫犁是個“大松心”；父親去世後，孫犁忽然感到家庭的擔子壓在了他的身上。

父親很愛他，他也很愛父親。延安歸來後，父親一時高興，說了句待對的話：“丁香花，百頭，千頭，萬頭；”孫犁當時沒有對。現在，沒等油菜結籽，父親已經去世，他想對時，已經太晚了。

父親起病並不兇險，只是耩地耬播，出汗受風。無奈日偽佔領時期，損耗了身體，經不起折騰了。

孫犁想給父親立個碑，至少安個墓誌，並且和一位搞美術的同志，到一個石匠那裡看了石料，請一位老戰友寫了一篇碑文，其中有“絃歌不斷，卒以成名”等句。後來因為土改，這一切都無從談起了。

來河間，原是朋友的一番雅意，在他，則並非初衷，是“羈留”。但是，正像一粒成熟飽滿的種子，落在哪裡，它就在哪裡開花結果了。

烈火在燃燒

抗日戰爭的硝煙還沒有散盡，解放戰爭的炮火就打響了。在解放戰爭的第二年，即1947年的春天，冀中區黨委發動大生產運動支援戰爭，各村都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