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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又是一個令人深感棘手的選擇。最終我選擇了卡內基梅隆大學——儘管卡內基梅隆大學是全球計算機學界的執牛耳者，但在80年代的臺灣，這所學校的聲名並不那麼顯赫，而我也確實有機會去上更知名的大學，但我看重的是卡內基梅隆大學在計算機科研方面的非凡積澱和雄厚實力。

卡內基梅隆的計算機系很有前瞻意識。比如其分配獎學金的機制便頗為與眾不同。幾乎其他所有的學校都會將獎學金的分配權完全賦予導師，這雖然無可厚非，但也在某種程度上剝奪了學生自由選擇導師的權利。卡內基梅隆則自1969年起便由系管理機構負責獎學金的發放，如此一來，個人興趣發生變化或是不適應導師執教風格的那些學生便無須擔心另投名師時會失去獎學金的“贊助”。所以在這所學校，教授們並不能完全掌控學生，相反的，導師需要使出渾身解數來吸引“粉絲”投身其門下。所以我們經常能看到，導師們白天不遺餘力地向學生展示其研究專案的魅力，晚上則很花功夫地開辦Party與學生交流感情。

小徑分岔的花園——我的選擇　洪小文（2）

當年我選擇羅傑…瑞迪教授做導師時也有一段故事：剛到美國，我的英語聽說能力還比較弱，況且那時候求學於卡耐基梅隆的中國人也不多。因此我曾為選擇導師的問題而很感頭痛。那段時間，我只好挨個兒參加每位教授的“自我推銷會”。一路聽來，我發現大部分教授說的英語我只能聽懂###成，只有兩位教授例外——他們的每一句話我都能聽明白。這可真是柳暗花明啊！因為這兩位教授和我一樣，都屬於“外國人”，說話時語速比較慢。其實美國大學裡幾乎一半的教授都來自世界各地，而這兩位教授的發音又特別得字正腔圓，所以他們的英語聽起來才那麼易懂。

還有一個原因，這兩位教授一位專攻計算機語音，另一位鑽研計算機視覺。兩個領域都需要電機系的理論基礎，所以選擇這兩個教授會讓我更有信心。我想，語音是處理一維空間的問題，而視覺則是二維空間以上的問題。我還是先解決一維空間的問題吧！

就這樣，羅傑…瑞迪成為了我的導師。1994年的時候，我曾經為自己獨到的眼光而得意了許久——那年，羅傑獲得了圖靈獎。

我在大學與研究生時代的經歷無疑證明了“發現並追隨興趣”的重要性。日後的工作經歷也充分說明，基於興趣的選擇總是可以讓我從基礎研究和產品開發中發掘到更多的成就感和滿足感，並讓我能長時間以來激情澎湃地投入工作。

回顧少年路，當時的資訊遠不及現在發達，我也沒有太多機會接觸與瞭解各個領域來鎖定自己的興趣。能夠選擇計算機這一行業並有所造詣，我覺得自己很幸運。我很羨慕當今的一代，在這個網際網路資訊爆炸的時代，有更多機會從紛繁的選項中尋找自己的興趣所在。或許有人會擔心，太多的選擇和誘惑會不會造成“新新人類”對學業的不專注？我們能不能在中國培養出新的諾貝爾、圖靈獎得主？我對這些問題的看法很樂觀：良好的經濟與社會環境允許更多的人根據自己興趣來做出選擇，所以他們往往會更用心、更專注地對待自己工作，職業生涯也會因此走得更遠、更好，實現個人成就感（而不是功名和利益）的最大化。當年比爾·蓋茨在哈佛大學也並不是每一門課的成績都出類拔萃，他只是在最難的數學課上表現優異。當時他輟學創立微軟不正是憑著自己對計算機軟體的狂熱嗎？

幾乎每一個我所敬仰的海內外傑出人士，他們的動力都源自於對事業的一種發自內心的激情，而絕非社會普遍認同的所謂的“功成名就”。

第三個故事——在職場

拿到博士學位後，雖然我也很留戀大學裡的教學和研究環境，但卻很排斥那種時常需要寫提案申請研究經費的“流程”。考慮再三，我決定去工業界的研究單位。在我那個年代，貝爾實驗室和IBM　TJ　Watson研究院一直是學長們趨之若騖的去處。不過這一次，我卻沒有按照常理出牌。

在美國，歷來有“東岸公司”與“西岸公司”的分別。不同之處在於公司文化和工作氛圍——東岸公司大抵以悠久歷史和權威性令人起敬，西岸公司則因活潑寬鬆的環境而使人親近。我比較嚮往加州的陽光和西岸公司（特別是矽谷公司）的活力，而且1992年前後，蘋果電腦公司的發展勢頭看上去很不錯，他們宣佈將研發新一代個人電腦、進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