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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學者說，中華文化比西方文化更側重精神生活的境界。——這種結論很難站住腳。儒家文化強調壓抑個人世界、閹割個性，讓你只知道你的名分，讓你絲毫不能有質疑、挑戰長者或權威的動向，讓你只能按照士大夫給你設定的麻木人生去過日子。相比之下，西方“家”文化已經走出利益交易功能，強調的是個人的權利與自由，讓你根據自己的偏好和世界觀去不受制約地最大化自己的精神世界。一種是被閹割個性的精神文明，另一種是個性自由被最大化了的精神文明，哪種境界更高、更能豐富人生之體念？

從北京、丹東這樣的大中城市的文化觀念變化中，我們看到，隨著經濟和金融證券在中國的快速發展，大中城市的“家”已經發生了極大的變化，其經濟功能也逐步由金融市場取代，看到兒女時父母首先想到的不再是自己的投資和養老保障，也不再把兒女當成自己的財產，“家”已主要是情感交流、心靈溝通的地方。家庭生活不再死氣沉沉，而是越來越有個性，父母跟子女間的交往也日益平等，個人自由在中國終於有了更好的基礎。這是中國主流文化發展的大趨勢。

從原始社會到農業、到工業、再到服務業社會，人類的制度性文化總在隨著生產力和金融市場而演變，其整體方向是個人自由空間的最大化，發展就是使個人自由。最初在生產能力低下時，人是迫不得已接受部落公有制，犧牲個人與家庭；一旦農業使人的獨立生存能力稍微提高，人們的基本生活單元就從部落歸縮到宗族、家族，然後再歸縮到離個人更近的“家”；到了工業社會，生產能力遠遠超過人的溫飽需要，金融市場的發展又將經濟互助交易功能從家庭剝離出來，使個人從家庭的經濟制約中得以解放，給他以最大自由追求自己精神世界的最高境界，是經濟發展和金融市場解放了個人。北京、丹東等大中城市文化觀念的變遷即證明人類追求自由的自然傾向，這一點不會因人種而異。因此，在今天的發展水平上，儒家基於“三綱”的家文化和由此延伸的政治哲學可以休矣。

“用中華文明整合世界”的口號有意義嗎？

當然，像前面談到的“用中華文明整合世界”之類的呼籲已不是第一次。據袁偉時先生在《告別中世紀》一書中所講，早在1901年，也就是在鴉片戰爭敗給英國、甲午戰爭輸給日本、義和團運動讓中國敗給八國聯軍之後，就在清朝廷被迫逃命到西安、中國自己身處亡國危機的時候，辜鴻銘先生聲稱“……人類未來文明……依賴於中國文明的根基，或更確切地講依賴於遠東民族可稱為儒家文明的東西”。　以中華文明拯救世界的呼聲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進一步達到高潮，其中梁啟超的言論尤為突出，“我希望我們可愛的年輕人，……把自己的文化綜合起來，還拿別人的補充他，叫他起一種化合作用，成了一個新文化系統。……把這新系統往外擴充，叫全人類都得到他的好處。……我們的年輕人啊，立正，開步走！大海對岸那邊有那幾萬萬人，愁著物質文明破產，哀哀欲絕的喊救命，等著你來超拔他哩！”

前輩們的超脫和大公無私當然令人敬佩，但是這些勇敢背後可能難以找到學理基礎。1901年和1919年前後，都是中國自己國難當頭、國家前景渺茫的時期，那時還主張拿讓中國走到那種亡國境界的文化體系去救他國的命，這的確需要超強的勇氣。另外一種解釋是，中國傳統學問存在根本性的“實證”盲點，讓文人把中國過去一百多年的遭遇跟中國文化脫離開來，認為那些落後捱打不是傳統中華文化所致，而是由外國人所致。有意思的是，今天的情況跟那時期正好相反，中國經濟今天正在崛起，這時我們只願意把成功歸功於自己，歸結於中華文化，跟世界整體發展無關。也就是說，如果自己處境不好，那是別人強加於我的；如果我們成功，那完全是自己的功勞。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