陣，然後說要繼續前進——麥克爾弄丟了神父的電話，現在沒法聯絡他。我對此十分不滿，作為小分隊的成員，我要求有表決權。夥計們深表歉意，一起盯著我。1∶4沒有任何意義，我投了贊成票，但宣告以後一定要和我一起商量。想想在蒙古耽誤的時間太多了，我也很願意儘量往前趕。

莫尼卡速度有限，趕路就只有日夜兼程這一條了。好在透過今晚這幾個小時的經驗來看，西伯利亞的夜車並不恐懼。公路上車流量近乎於零，偶爾對面有車來，大家都會主動熄掉大燈；即使是同向行駛的車輛，接近時也都會主動關閉大燈。而且，永遠不必擔心有人從路邊猛地躥出來影響行車安全——除了傳說中的黑手黨。下一站是新西伯利亞，650公里。他們認識那裡的另一個神父，可以住他的教堂。至少10個小時的旅行，以莫尼卡的速度。西伯利亞的廣袤，使我不必擔心一夜的旅行會失去透過車窗瞭解她的機會。靠著馬兒送的雀巢濃縮奶和興力給的單兵食品，我熬過了飢餓又疲憊的一夜。夏夜短暫。我比大地甦醒得更早。在晨靄中，穿過還在沉睡的克麥羅夫（Kemerovo），城西的公路上，赫然一塊周正的路標，莫斯科，還有3300公里！第一次在公路上見到關於莫斯科的資訊。

3300公里，是哈密到北京的距離，但在俄羅斯，它意味著莫斯科的直線距離已經不遠了！新西伯利亞是個巨大的工業城市，典型的蘇聯模式。大學裡曾經學過蘇聯佈局，新西伯利亞是蘇聯工業在西伯利亞最大的基地。“一個醜陋的城市。”馬欽搖著頭。是的，和大多數西伯利亞城市一樣醜陋。惟一的亮點，是城裡的一些戶外廣告（以香菸廣告居多），釋出的形式雖然比較原始，但多富於創意。我們投宿的波蘭教堂，離市中心只有幾個街區。過去30個小時我一直使用北京時間，抵達時正是北京時間中午1點多，當地時間應該還沒到中午。我們還在院子裡整理行李的功夫，麥克爾已經換了身乾淨的衣服，一本正經地去教堂做彌撒——他是個虔誠的教徒。我問坐在臺階上抽菸的尼古拉斯是不是教徒，他點頭。“那你為什麼不去做彌撒？”“我相信上帝，可你知道，”他吐出一串菸圈兒，“我不相信有人比我距離上帝更近、可以指導我。”聽起來似乎頗有道理（雖有大不敬的味道）。我不由得點頭，也對這個胖夥伴刮目相看。波蘭夥計是第二次在這裡落腳，算是賓至如歸。他們幫我把行李搬進後面的二層樓裡。這兒平時是周圍孩子們的課外活動中心，今天星期天，孩子們回家了，我們佔用整棟樓房，一個到處貼有孩子們蠟筆繪畫的世界。神父來的時候，我們正在一樓的廚房兼大餐廳各自為政做飯吃——一個個筋疲力盡。

我有些拘謹，畢竟我是個外國異教徒。但想想老外到了我們的寺廟，通常都能受到很好的招待，同理我只需照顧好自己——而且謝天謝地，這裡沒有性別歧視。神父是個和善的人，個子不高，聽了西蒙的介紹對我點點頭，叮囑幾句剛要走，麥克爾和西蒙一邊一個攔住他，手裡拿著錢。神父堅辭不受，於是尼古拉斯和馬欽也加入進去，嘰哩呱啦說著波蘭話（這些天我已經熟悉的波蘭話的語調），神父推脫不過，才收下。我忙問西蒙該付多少錢——除了各自的汽油錢和特別支出外，我們所有費用都採取AA制。但他擺手說不用，那錢是他們四人捐給教堂的。

北京時間的星期天晚上，是我給《北京青年報》發稿的最後期限。三天前貝加爾湖邊給自己放了一天的假，只得現在補齊。夥伴們在樓上矇頭大睡，我則靠不停地在太陽穴上塗抹清涼油保持最低限度的清醒，向讀者們控訴蒙俄邊境通關的種種煩惱——不過現在看來，那倒是個不錯的故事，而且100％真實。尼古拉斯自告奮勇帶我去上網，順便我們還要買些麵包、肉蛋、蔬菜和啤酒回來。新西伯利亞街上的網咖不多，莫尼卡帶著我們找了幾條大街才發現一間寫有INTERNET　WINDOWS字樣的門臉兒，推門進去，果然是個有六七臺電腦的小網咖，網費80盧布1小時。

網咖沒有專線，還靠撥號上網。很遺憾，他們不同意讓我用筆記本撥號，只能把要發的檔案存到軟盤裡，作為YAHOO郵件的附件發給報社和朋友。信也收到了幾十封，可凡是中文的一概亂碼，真鬱悶。我在進行收發作業的同時，尼古拉斯也在邊上給朋友寫信，就在他點選CLICK的時候，從網上掉下來了。這一氣可非同小可，交了錢出來，他把氣全撒在莫尼卡身上，開著車左突右撞，嚇得我驚聲尖叫。“別怕！”他狠狠地說，“就憑我能在倫敦的交通中倖存，這個世界上就沒有哪個城市能難倒我，別提是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