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排重新訂票。這種能力掌握在電腦手中，而不是售票人員手中。

艾爾斯先生預計，日常決策將變得越來越自動化，人的判斷的作用將侷限於為計算式提供資訊。自動化決策不久將目睹其他職業經理、放貸員等職發生的變化：他們曾經收入優厚、職責重大，現在只是呼叫中心的接線員，重複電腦提示的句子，報酬很低。

“但統計分析無論取得了多少次成功，仍然會受到大量懷疑甚至仇恨。艾爾斯說，這是因為統計威脅到了各領域內的專家們的飯碗。但即使對很多非既得利益者來說，依賴冷冰冰的、冷酷無情的數字而非人的本能顯得沒有生氣。艾爾斯想透過展示直覺是多麼容易出錯來消除人們的懷疑。”

他借用了一個包含10個問題的心理測驗，問題包括馬丁？路德？金去世時的年齡（39歲）、一架空的波音747有多重（18萬公斤）。回答問題的人只需給出一個他90％相信是正確的範圍。如果這10道題你估計的範圍都涵蓋了正確答案，說明你不夠自信。因為要想給出包含正確答案的範圍，只要把估計的範圍說得特別大就行了，比如馬丁？路德？金遇刺時肯定是在1歲到200歲之間。但幾乎每個人做答時都太自信了，忍不住把範圍限定得很小。人們總以為他們比實際知道得多。一般人能答對3到6道，只有不到1％的人給出了9到10個包含正確答案的數字範圍，99％的人都太自信了。艾爾斯想借此說明人們都太相信自己的直覺了。阿申費爾特用資料推算後說1986年波爾多葡萄酒的質量會很一般，而帕克依賴他的專業技能預測說那年的酒會特別好。結果阿申費爾特的預測是準確的。但統計數字總是要由人去分析和使用的，應該無法全面取代人的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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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本能是否存在？

“9？11”到底是一起事件還是兩起？可以說它是一起，因為它們毀於本？拉登的同一個計劃，相距不遠的雙塔被撞擊的時間只相隔數分鐘。但也可以說是兩起：南塔和北塔之間相隔一定的空間，是兩座不同的玻璃和鋼筋組合體，在不同的時間遭到撞擊並倒塌。一起還是兩起，這並不是類似一個針尖上能站多少天使那樣的問題，不同答案之間有35億美元的差距。因為按照世貿大廈保險合同的規定，遭一起破壞性事件賠償35億美元，兩起賠償70億美元。結果雙方打起了官司，保險公司的律師說是一起——發生的是一場恐怖襲擊。世貿大廈租戶的律師說是兩起——發生了兩次倒塌。庭審時法官們對“事件”一詞的含義發生了爭議，官司打了近6年，最終協議是保險公司在賠償了23億美元的基礎上又賠了20億美元。這是斯蒂芬？平克在他的新書第一章講的故事，意在說明語言學研究並不是一門象牙塔中的學問，它跟我們的經濟和政治生活息息相關。

再來看語言和政治的關係：由於我們的頭腦非常靈活，使我們能夠用不同的方式描述同一個複雜事件。墮胎是婦女控制她自己的身體還是終止一個人的生命？在伊拉克的作為是解放一個國家還是侵略一個國家？這些都不是單純的詞語問題。

53歲的斯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是哈佛大學的心理學教授、《時代》週刊評出的20世紀最有影響的100個人之一：“他能清晰、瀟灑、幽默地傳達複雜的思想，這是他的書成為暢銷書的原因之一。另一個原因是他的書在學術界激起的浪潮，他站在知識界一場意義深遠的變革的最前沿。”

60年代學界的主流觀點是認為人的心靈是一塊白板，後天教育比先天更重要，這樣教育才有改變、塑造人的可能。但1975年威爾遜的《社會生物學》一書挑戰後天論，他聲稱人類天生好戰，男性傾向凌駕於女性之上等等。平克發展了喬姆斯基的天生語法理論，認為人類在進化過程中形成了一定的本性。比如我們習慣於以空間的方式表達時間（“把會議往後推一個小時”）。但進化的結果並不是決定性的，人具有創造性，經過實踐的檢驗可以修正我們的認知模式。關於決定論，他常提起的是他決定不能不假思索地做自己基因的奴僕，而是選擇不要小孩，說明人還是能克服自私的想繁殖自己的基因的。

在新著《思想的材料》（The　Stuff　of　Thought）一書中，平克說，透過研究語言可以瞭解思維的運作機制，就像研究微粒運動可以瞭解物理學定律。他的結論是，我們的一些內在傾向會妨礙對問題的討論。比如我們傾向於對物體做整體化的思考，“貨車要麼是滿滿的，要麼就是空蕩蕩，它會影響人們對公共問題的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