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斐然說的劉博士，名叫劉漢松，是在弗吉尼亞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的一名中國留學生。出國那年，他已經是32歲，在單位上是個副教授，他的妻子田如芝則是校團委的副書記。因為看不到發展前途，又豔羨國外的生活條件，劉漢松毅然從單位離職，申請了弗大的獎學金，來到了美國。

在美國的第一年，因為有獎學金，劉漢松的生活條件還是很不錯的。呆了一年之後，他便把妻子和3歲的孩子都接到了美國，享受發達國家的待遇。誰料想，一家人剛剛團圓，不幸的事情就發生了，他申請的第二年獎學金沒有獲得批准，全家人的生活來源面臨著斷絕的威脅。

當年，在國外的留學生，大致可以分為三類。

第一類是公派，拿著國家的津貼，吃不好也餓不死，學成回國，也啥念想。當然，留學結束之後拒絕回國的，也不在少數，其代價當然就是丟掉了在國內的公職，而且面臨著一系列罰款之類的懲罰。

第二類是拿到了國外獎學金的自費留學生，根據獎學金的多寡，分別處於富裕、中等、貧窮等各個層次。哪一個層次的人，都會利用業餘時間去打一份工，哪怕是為了攢一點錢也行。當年留學生打工的平均收入水平是一小時4至5美元，合人民幣25塊錢，一星期打20小時工，就能掙到人民幣500塊錢。相當於在國內小半年的收入，沒見過錢的中國人幾乎沒人能夠抵制這種誘-惑。

第三類就是如劉漢松這種，沒拿到獎學金。或者原來有、後來中斷了獎學金的。這類留學生必須靠自己打工掙錢來維持生計，處境可謂是苦不堪言。

至於說後世最常見的那種拿著爹孃的錢到國外讀書的，在當年簡直比在美國的熊貓還少。在美國，一個月的生活費最少也得四五百美元，相當於2000多人民幣，國內有幾個人能夠有這樣高的收入？

得知獎學金未能申請下來，劉漢松與田如芝便開始商量著如何維持一家人生活的問題。一個方案當然是兩口子都去打工。但這樣一來，劉漢松的學業就要受到影響。取得博士學位的時間就要推後，而這又意味著他們要過更長時間的苦日子。第二個方案就是劉漢松全力以赴地做學問，田如芝一個人同時打兩份工，一天工作12個小時。以保證獲得足夠生活的收入。

經過一番痛苦的掙扎之後，兩口子最終選擇了第二個方案。田如芝表示，自己累上兩到三年，等劉漢松拿到博士學位，找到工作，一家人就可以過上中產階級的生活了，這樣她的付出也就有了回報。

含辛茹苦這種話，說起來容易，但真正做起來的時候。兩口子才知道是多麼困難。田如芝打工的一家餐館是臺島人開的中餐館，老闆對於大陸客非常歧視，動輒用髒話對她進行辱罵。而餐館裡其他的員工也擔心她會威脅到自己的職位，對她百般刁難。她打的另一份工則是在寫字樓裡做保潔，一個人就要負責四個樓層的所有走廊和廁所的清潔。

在累得坐在牆角不能動彈的時候，田如芝總會想起來美國之前自己在京城工業大學團委的那間辦公室，雖然辦公桌是那樣粗糙簡陋，但從窗戶裡曬進來的陽光。永遠都是那樣的溫暖。每次想到此處，她都會忍不住淚流滿面。

劉漢松知道妻子的辛苦。但他能做的，僅僅是在妻子深夜從打工的地方回來之後，替她捏捏背、捶捶腰，淘一把熱毛巾給她捂一捂僵硬的臉頰。他不能去幫妻子承擔這些事情，全家人過上幸福生活的希望，就寄託在他的博士學位上，他必須全神貫注地去查資料、做實驗，爭取早一天完成自己的畢業論文。

許曉琪剛到弗大來讀書的時候，就聽弗大的中國留學生們說起過有這樣一位可憐的劉博士，還有他那可憐的妻子。留學生們也發起過為劉博士捐款的行動，但大家都是窮人，能夠捐出來的數目非常有限，而且也無法一而再之地這樣做。

張偉琳和趙斐然是從許曉琪那裡聽說劉博士這個人的，而且知道劉漢松早先也是畢業於京城大學的，算是她們的學長。她們三個人曾經一起結伴到劉漢松的住處去看過一次，給孩子帶去了很多零食。不過，當她們想把湊出來的50美元送給劉漢松時，劉漢松斷然地拒絕了，不管怎麼說，他還得維持自己最後的那點自尊。

聽完三個女孩子你一言我一語的講述，寧默有些為難。劉漢松的遭遇，他當然是非常同情的。但要說見到可憐的人就提供幫助，他又能幫助得過來嗎？再說，放著國內的副教授不當，非要跑到美國來受苦受累，這樣的人是否值得同情呢？

“寧哥，你要是為難就算了。我們三個人賺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