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馬都被馴服得妥妥帖帖，有時仍然野性未改。有一次一名中士（事實上還是馴馬師）被摔出馬鞍外，但他的一隻靴子太大，卡在馬鐙上。他被馬拖著跑，馬更加驚慌，甩不開騎士，決定跑回馬廄。馬跳過一個木籬，不幸的中士一頭撞在橫木上，頭顱因此破裂。這次意外對我們多少有些嚇阻作用，至少持續了一陣子。

我們和美國下層軍官的關係或許還算和睦，但和上層就沒有機會稱得上滿意。首先，整個國民黨深信，中國事務只能以中國人的方式來處理，西方人永遠不可能瞭解箇中因由，甚至也沒有必要加以解釋。這樣的態度大錯特錯。即使我花了一些時間才想通，我還是要說，中國並沒有如此神秘。國民黨的所有問題在於，它打算動員過時的農業社會，打一場現代的戰爭。中國的軍隊需要現代工業的支援，但事實上在我們背後的，只有村落單位的龐大集結。我們的上層組織，無論是民間或軍方，有許多漏洞和罅隙，必須以私人關係及非常手段去填補。要用這樣的解釋讓不耐煩的美國人同情，的確令人存疑。但是，如果不去解釋，我們所暴露出的弱點只會招惹所有的道德譴責。任何外國觀察家都可以說，我們貪汙無能。我們愈想遮掩，情況就愈糟。我們似乎明知故犯，惡習難改，種種惡行包括攀親拉故、浪費物資、侵佔資金、亂搞關係及明目張膽地偏心。更糟的是，我們還全盤接受，認為這些是必要的罪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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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與緬甸（4）

同樣地，我們對美國人的觀念也很奇特。我們認為英國人對自己人很紳士，對其他人就不然。我們相信美國人又大方又天真。所謂的天真，就是沒有被破壞的純真，這是一種好的特質，但這又是錯誤的想法。美國讓我們開走全新的吉普車，又提供汽油及零件，的確很好，但目的絕不在於展現他們如何大方慷慨。我們這兩國是在聯合對抗共同敵人。戰略物資的運用，是為了贏得戰爭。當時美國的考量在於讓中國持續應戰，因為如果中國陣線一垮，美國所花的戰爭代價會更大。我們如果缺乏實力，也很難和美國盟友交涉。但是如果以為他們亂撒戰略物資給我們，是出於慈善的目的，可就是不切實的期待。

至於我們必須接觸的美國高階軍官，既不大方也不天真。他們很清楚我們對他們的刻板印象，因此決定反其道而行。他們也感覺到，美國政府對我們太大方，他們忠於美國納稅人，因此隨時準備對我們嚴苛。而且，天真並不是美國的美德，在外交上，天真的人可能送出一項優勢，卻沒有要求對方回饋，這種做法幾乎等於無能。像史迪威及其助手等中國老手，不會做出這樣的事。對任何想佔他們便宜的中國人，他們隨時等著要讓這些人失望。也就是說，我們雖然是盟友，但每一方都盤算著對方的弱點。

史迪威將軍和身邊軍官的心態，可以形容成“戈登情結”。軍事史家可能覺得，被指派到中國來的美國將領多少有些自我犧牲，因為他們錯過在歐洲上演的“大戲”。這種說法值得討論，因為即使奉派到別處，他們也必須贏過同胞，以求實現自己的野心。然而，對職業軍人來說，中國仍具備相當特殊的吸引力。不管傳說是真是假，中國似乎有豐富的未開發資源，如果加以妥善運用，可以幫助這些將軍取得名聲及財富。事實上，這些資源可能對全球規模的戰爭貢獻良多，卻只花美國微不足道的成本，尤其是在人力資源方面。

中國農人是好士兵的素材，這樣的想法由來已久。他們堅忍不拔，刻苦耐勞，願意服從，性情開朗，有自樹一格的勇敢風格，卻仍然夠聰明，可以吸收基本的軍事技術。他們所需要的就是領導，而對外國人來說，我們永遠不可能產生領導人。對和蔣介石交涉的美國將領來說，這正是絕佳機會，可以用租借的物質來換取在中國的領導權。

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是英軍少校。他參與第二次鴉片戰爭後，就在1863年加入中國軍隊，他旗下的四千名中國兵穿著西方軍服，配備西方武器，軍官都是歐洲人。鎮壓太平天國時，戈登的部隊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從此他被稱為“中國人戈登”。八十年後，史迪威將駐緬軍視為他的“小成本軍隊”，有一天會“擴大到相當的規模”，他想以同樣方式再造歷史。

在第一次緬甸戰役時，史迪威將軍無法發揮中國部隊總指揮的功能，原因就在於他缺乏可以指揮的幕僚。在藍伽，他靠巧妙的手法來加以彌補。我們到達營地後不久，發現將軍的總部——所謂的“指揮部”——不過是枚硬幣，一頭印著“美國”，另一頭印著“中華民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