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以平價公買於本地固定的市場這一習慣，業已發生動搖。然則私人交易［（private　marketing）和公開交易（open　marketing）相對］及城市資本（urban　finance）的侵入，卻剛才發軔，還沒有成為普遍的風氣。李博士和我對這事感到興趣，曾開車到歐士河邊眺望，以滿足我們對歷史的好奇心。只是此事發生於16世紀的60年代，在中國已屬嘉靖末年和隆慶初年，和前述聖阿班司在中國元朝的事蹟，相去逾兩百年。而聖尼亞茲和聖阿班司兩地的距離，又只有五十多英里。一事是封建制度早已崩潰，另一事是資本主義尚未登場，其間的醞釀，有這樣長的時間，也可以想象資本主義的形成，一定還要透過很多的因素，採取相當曲折的途徑，馬克思派學者過於簡化歷史，不能對我們作有益的指導。很多中國作家受他們的影響，還要一再縷列中國經濟在某方面特殊的發展，也不顧後面有沒有組織系統，勉強說成一個“資本主義的萌芽”，等於小孩子不叫做小孩子，提升為“預備成人”（preadult），以便更加速地縮短這段時間上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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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資本主義”的認識（3）

如果用“資本主義的精神”作研究的起點，這對我們更覺得抽象而浮泛了。中國思想中有無數的例子，要是不顧社會結構的共通關係，可以和外國思想家前後幾百年幾千年隨便亂比。有如“楊朱為我”，可以當做唯物主義和個人主義的開山老祖，這對我們講更不足為法了。

要是我們對旁人的解說如此吹毛求疵，難道我們自己的特殊立場不會被攻擊？這批評是無可避免的。可是本文一開始就提及，我們牽扯到資本主義這一題目，實因與中國科技的發展（或是缺乏進展）有關，起先也沒有顧及資本主義是好是壞，完全是站在中國的立場，採取了一個“無”的心情，去觀摩一個“有”的境界。有很多學者，在這題目內起居了好幾十年，他們認作當然的事，我們卻認為奇特；他們認為無關宏旨的地方，對我們卻有實踐的意義。我們覺得他們對資本主義的解釋，總是太區域性。這當然不是我們心智靈巧，或者是道德高尚，所以能用新解釋作工具，去“罷免”已有地位的作者。

1975年夏天，李博士從加拿大講學後匆匆回英，他還沒有擺脫現代飛行的勞倦（jet　lag），我就跑去告訴他，從現有文獻中，我們無法直接地引用有關資本主義的文字去解釋中國科技發展與否。如果我們仍要在這問題上下工夫，只能以很多作家的引用書目作線索，倒看回去，完成我們自己對歐洲資本主義演進的看法。表面看來，這和《中國科學技術史》卷七節四十八想做結論的目標越扯越遠了，也只有知道李約瑟習性的人，才能向他作此建議。此公富於幽默感，有小孩子脾氣，我們孩子培樂小時，李公常彎腰蹲在地上用食指在他鼻子上從上至下摸擦數次，也讓培樂在他鼻子上如法炮製。可是他做事看書的認真，卻又連他的至親密友都覺得凜肅畏懼。因為他從小嚴格的訓練自己，不僅一部書和一張紙片有一定的地方，甚至他的肢體筋肉都要照工作的程式發生最大效用。工作的時候不開玩笑，耳目都不旁顧，對時間絕對重視，他常常對我說：“要是我還有五十年就好了！”

另一方面是一個問題沒有找到適當的解決，李博士是決不罷休的。有時他會像中國人所說的“結繩為記”一樣地把他的手巾打一個結，直到問題解決才解松它。他對上述問題也不是沒有切身的經驗。前述的陶蒲，也是他的朋友。對這問題寫了一部書。現在牛津大學執教的伊懋可（Mark　Elvin），在做學生還沒有成名的時候，就經過李公賞識。他們幾十年前的通訊，還在他的檔案中。我和他談論的時候，安德生（Perry　Anderson）新著一本《極權國家的世系》（Lineages　of　the　Absolutist　State）也和這所講的大問題有關係，書中也一再提到李公。此公對於節四十八的重視，是不言可喻的。這次我和他的談話不長，但是李約瑟對我全面撤退，重新再來作有系統搜尋的建議衷心地支援，以後我回美之後，他還一再由英國寄給我應看的書籍。

只是這樣一來，以前對我們作經濟支援的兩個文化基金，對我們要求繼續資助的請求，就不能通融了。過去他們對我們聯名的著作，還很熱心，現在聽到我們要在研究中國科技之間順帶地牽涉到英國土地制度和法庭程式，就覺得這種建議，總有些荒唐。而且我們的建議也要由專家評議，這些專家無法體念我們的困難。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