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同盟又把它捆在德意志的繩索上，就像後來1881年的三皇同盟和1882年柏林、維也納和義大利的三國同盟那樣。另外，所有的這些協定都起著使簽字國疏遠法國和使它們在一定程度上依賴德意志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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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化與力量對比（20）

最後，19世紀70年代後期的事件重新突出了長期以來在近東和亞洲的英俄對抗，這使兩國傾向於向柏林謀求仁慈的中立，甚至進一步轉移公眾對阿爾薩斯…洛林和中歐的注意。這一傾向在19世紀80年代甚至變得更加強烈了，當時一系列事件——法國取得突尼西亞（1881年），英國干涉埃及（1882年），大規模“爭奪”赤道非洲（1884年起），就阿富汗問題引起的英俄戰爭的威脅重新出現——標誌著“新帝國主義”時代的開始。雖然西方殖民主義的這種重新迸發的長期影響將深刻地改變許多大國的地位，但其短期的後果是突出德意志在歐洲內部的外交影響，從而加強了俾斯麥為維持現狀所做的努力。即使19世紀80年代他設計的那種特別居心叵測的條約和反條約體系不可能產生持久的穩定，但它似乎能確保：至少在不久的將來，和平在歐洲列強中佔上風。

七 結 論

除了美國內戰這一重要例外，1815—1885年這段時期沒有出現任何長期的、互耗精力的軍事鬥爭。這個時期的小戰役，像1859年的法奧衝突或1877年俄國對土耳其的進攻，對大國體制沒有什麼影響。甚至幾次更重要的戰爭也在幾個重要方面有其侷限性：克里米亞戰爭主要是地區性戰爭，在英國充分利用其資源前就結束了；奧普戰爭和普法戰爭在一個季度內結束——這與18世紀極為漫長的衝突形成鮮明的對比。於是，軍事領袖和戰爭權威所持的關於未來大國鬥爭的觀點，是1870年普魯士式的迅速打倒敵人取得勝利的觀點，這就不足為奇了：鐵路和動員日程、總參謀部制訂的迅速進攻計劃、速射槍炮和大量短期服役的陸軍，這一切將被結合使用，以便在幾個星期內打垮敵人。速射武器如果使用得當，將對防禦戰而不是進攻戰有利，這個觀點當時尚無人賞識；也無人意識到美國內戰中的不祥之兆，在那次戰爭中，民眾不可調和的原則和開闊的地形這兩者的結合，使衝突比當時的任何短期而尖銳的歐洲衝突更加漫長和殘酷。

可是所有這些戰爭——不論在田納西河谷發生，還是在波希米亞平原、克里米亞半島或洛林的原野展開——都說明了一個總的結論：戰敗國是那些沒有進行19世紀中期的“軍事革命”，沒有取得新武器，沒有動員和裝備龐大的軍隊，沒有使用鐵路、輪船和電報提供的先進的交通和通訊，沒有供養武裝部隊的生產性工業基礎的國家。在這些衝突中，勝方的將領和軍隊不時在戰場上犯下嚴重的錯誤，但這些錯誤決不足以抵消那個交戰國在受訓的人力、供應、組織和經濟基礎等方面的優勢。

這導致了關於1860年以後時期的一整套較為普遍的定論。本章開頭已經指出，滑鐵盧之戰以後半個世紀的特點是：國際經濟的穩步發展，工業發展和技術變革引起的生產力的大規模增長，大國體制的相對穩定和只限於發生在區域性的短期戰爭的形勢。此外，雖然陸軍和海軍武器已經進行了一定程度的現代化，武裝部隊內部的新發展卻遠不如受產業革命和憲法…政治改革影響的民用事業的發展。這場半個世紀的變革的主要受益者是英國，不論在生產力方面，還是在世界影響方面，它在19世紀60年代後期很可能達到了頂峰（雖然第一個格萊斯頓內閣的政策有掩蓋這個事實的傾向）。主要的失敗者是歐洲以外的非工業化農業社會，它們抵擋不住工業品和西方軍事的侵襲。出於這一根本原因，工業化較差的歐洲大國——俄國和哈布斯堡帝國——開始喪失它們以前的地位，而新統一的義大利卻從來沒有進入一等國家的行列。

此外，從19世紀60年代起，這些趨勢還在加劇。世界貿易的數量，更重要的是還有工業品產量，都在迅速地增長。以前侷限於英國、歐洲大陸某些地區和北美的工業化，正在開始改變其他區域。工業化特別提高了德意志和美國的地位，前者在1870年已經擁有世界工業產量的13％，後者那時甚至達到總產量的23％。因此，19世紀末正在出現的國際體系的主要特徵已經可以察覺，雖然只有很少觀察家能充分認識這些特徵。另一方面，1815年以後協作體制的相對穩定的五頭政治正在解體，這不僅是因為到了19世紀60年代它的成員比前幾十年更願意交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