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們講故事，做好吃的；她帶孩子們遊覽了鄭州美麗的市容市貌，參觀了科技館，還到她原工作單位和省婦聯、省統戰部、省文史館、九三學社等單位“串親戚”，所到之處爺爺奶奶、叔叔阿姨給了孩子們少有的愛的溫暖，讓他們感受到家庭般的溫暖。 ——2001年她獲得2萬美元世界衛生組織獎金和1萬美元福特基金會的捐贈，外孫想用這筆錢買輛汽車，動員姥姥說：“我開車您來坐，讓您晚年享受現代人生活。”高教授沒好氣地罵外孫：“滾開，窮人得病沒錢治，連飯都吃不飽，你還想買汽車享受，沒門！”她隨即用這筆錢加印了12萬冊書，又寄錢給她平時探訪掌握的急需救助的艾滋病病人和艾滋孤兒。   電子書 分享網站
高耀潔——中國的德蘭修女（2）
我曾問她為什麼要這樣做，她說：“首先我是個醫生，治病救人是我的天職；再者，人要是隻為己而活沒什麼意義，對別人的痛苦無動於衷就不配做人。尤其我們是有五千年文明史的炎黃子孫，更有辱於我們的祖先。” （三） 高教授沒料到的是“防艾”之路艱難坎坷，她為此付出的不僅是金錢，還遭受心靈的創傷、人格的貶損、精神的壓力。從發現第一例因輸血感染上艾滋病的病人後，這些年她自費乘車或租用汽車到艾滋病疫情高發的100多個村莊走訪，接觸到的艾滋病病人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在千人以上，所聽所見死亡者處處皆是，甚至一家幾口死亡。他們絕大多數是因貧窮賣血惹的禍。當她把實情公佈於眾，告誡群眾“要遵守政府法令，再窮也不能到非法血站賣血”時，便遭到一些人的責難，說她誤導艾滋病傳播的途徑，損害了地方形象。外出講課屢屢受干預，去農村宣傳常遭堵截或驅趕。她仰天發問：“飽暖思淫慾”，難道這些群體發病的貧苦農民甚至幾歲的孩子會有可能吸毒和做那種“髒”事嗎？ 高教授出版的圖書《鮮為人知的故事——艾滋病、性病防治大眾讀本》裡面有幾幅人體相關部位的插圖，有人藉此指責她的書是“黃書”，還說她也是個艾滋病病人，要人們遠離她和她的書。高教授氣憤地說，醉翁之意不在酒，說我什麼沒關係（高教授不是艾滋病病人），真正的黃書或許當成“高雅藝術”公開出售、供人欣賞，還怕我的這幾幅“醜得目不忍睹”的醫用照片教唆人犯罪不成？ 最近這幾年，高教授花大精力和本錢救助艾滋孤兒是有起因的。那是幾年前的一天，她來到某“艾滋村”，見一個幾歲的男孩握著小拳頭喊著“長大了我要殺他哩”。高教授上前問他殺誰，他說：“抽我爸爸血的人！”村裡人介紹，這樣的孩子還不少，說長大了要殺“血頭”， 給因賣血感染艾滋病死去的父母報仇，一個男孩子還在自己手腕上刺下了“仇”、“殺”字樣。“殺父之仇，不共戴天”。高教授意識到這些被艾滋病奪去父母生命的孩子從小心裡就種下仇恨的種子，如果我們不正確引導教育和關愛他們，將來會難免生禍殃。高教授先是寄錢資助，1999年至2002年3年間就寄出了8萬多元。後來發現這些錢不能真正送到受助孩子手裡，常被他們的親屬拿走，有的還用來吃喝或賭博。學齡兒童不能上學，上學的孩子中途輟學，還常遭他人欺凌、打罵，甚至威逼十多歲的小姑娘嫁人。高教授坐不住了，找政府部門、找婦女組織為孩子爭取合法權益，四處奔走找沒有子女且條件好的人家收養這些孩子，並親自為孩子檢查身體，協助辦理合法手續。2002年，6名孤兒先後在她的山東老家找到了新爸爸、媽媽，得到良好教育，過上正常孩子的生活。然而，有人說她“拐騙兒童”，還差點吃上官司。高教授說：“我和老伴每月有四千多元的工資，生活費用不到1000元，這麼多年沒捨得花一分錢買件衣服，都用在‘防艾’和救助上面了，世上有我們這樣拐騙兒童的嗎？” 艾滋病目前還是世界上沒有藥物可以治癒的病。“預防勝於治療”，加強宣傳教育，增強防範意識，才是國人抑制艾滋病最好的辦法。可是，有那麼一些自稱“包治艾滋病”的醫騙子和所謂專家、教授等用各種手段詐取艾滋病患者的錢財，這讓高教授痛恨萬分。她專門寫了揭露這些騙子的宣傳材料，警惕人們不要上當受騙。然而有人卻對號入座，把她告上法庭，要她賠償“貶損名譽”損失。雖然法院最終判她勝訴，但也留下無盡的思索。她說：“如果今天世界上真有人研製出能治癒艾滋病的藥物，那他就可以得‘諾貝爾獎’了。像這樣有的連醫生資格都沒有，所謂研製的藥物沒有批號，幹違法事的人就把我送上了公堂，說不定以後還會吃啥官司！”高教授感到有些疲憊了…… （四） 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