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事情就有這麼奇怪，就在青年皇帝一再表態堅決支援實行變法那一年的下半年，不少重要官員，文人學者，都公開反對新法，希望皇帝不要採用新法。帶頭提出反對意見的，就是司馬光。

這是什麼原因？是司馬光為人不夠正直，抑人揚己？不是。在當時，比王安石大兩歲的司馬光成名比王安石更早。他受父親司馬池的薰陶，篤誠好學，為人老成，15歲時所寫文章“有西漢風”，20歲就中了進士。具有濃厚儒家思想的司馬光，是以人才、禮治、仁政、信義作為安邦治國的根本信念，沒有根據，他是絕不會隨便批評別人的。是他與王安石不熟，不瞭解王安石的為人？也不是。他和王安石同朝為官，年齡相仿，同為群牧司判官，同修起居注，同居翰林學士，互相尊重，常和呂公著、韓維四個人一起聚會，言談終日不倦，時稱“嘉祐四友”。正因為他很瞭解王安石的志向與才能，所以他對王安石的評價，比當時任何人為高。在給王安石的第一封信中，他說了以下這樣一段話：

變法是一場大悲劇（3）

竊見介甫（王安石字介甫）獨負天下大名（享譽天下）三十餘年，才高而學富，難進而易退（很不容易請他出來工作）。識與不識（認識他與不認識他的人），鹹謂介甫不起則已，起則太平可立致，生民鹹被其澤也。（大家都說王安石不出來工作則已，一旦出來工作，立刻可致太平，老百姓都會受到他的恩惠）。

司馬光對王安石的評價之高，可謂已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那麼，他為什麼要起來反對新法呢？只有一個可能，那就是他在王安石所寫的新法方案中發現了嚴重的錯誤傾向，所以急不可耐地起來阻止。這也反映了他對朋友的一片赤誠。本來，司馬光與王安石之間面對面的爭論還不會發生得這麼快，是一件偶然的事引發了這場爭論。

公元1068年的11月，政事堂因為河朔發生旱災，需要救濟，國用不足，請求在明春祭天大典之後免賜文武百官的一筆銀絹。這筆絹銀屬於獎金性質，經濟困難的時候可以不發。這時的司馬光與王安石都是翰林學士，皇帝請各位翰林學士就這個問題進行討論。

司馬光首先表示態度：“既要救災，理當節約，免賜銀絹一事可以同意。”王安石卻說：“國用不足，不過是缺少善於理財的人，這事好想辦法。”司馬光立即指出：“所謂善於理財，不過是在民間斂財而已。”王安石寸步不讓，反駁說：“不然，善理財者，民不加賦而國用足。”聽到了這樣一句話，平時心平氣和極有修養的司馬光不禁心頭火起，立刻提出：“天下哪有這種道理！凡是天地之間所生的財貨百物總有一定的數量，這些東西，不在老百姓手中，就在官府手中，如果當官的想方設法要從老百姓手裡奪取財物，那實在太容易了。西漢時代的酷吏桑弘羊欺騙漢武帝說：只要實行一些新的財政政策，就可以民不益賦而國用饒，這和你說的民不加賦而國用足是一個意思。你們這次變法中所提出的‘均輸法’與‘平準法’就和桑弘羊提出的完全一樣，名稱也都相同。小商人出身的桑弘羊為了討好皇帝，什麼花樣都想得出。他說對老百姓不加賦稅，其害處遠遠超過正式的增加賦稅。你們這次變法如果是學桑弘羊的斂財之術，那就不是變法，而是在變戲法——從無變有，這完全是欺人之談！”

不幸言中，司馬光的確是從王安石本人的言論裡發現了整個變法方案中嚴重的錯誤傾向；名曰理財，實際上是和桑弘羊的辦法一樣：想方設法，與民爭利。作為史學家的司馬光一提起桑弘羊的變法，眼前就會出現一幅慘絕人寰的災荒圖。漢武帝后期民窮財盡，餓殍遍野，天下戶口減半的慘象並不是匈奴侵略造成的，而是桑弘羊等酷吏的苛政造成的。全國大部分地方，匈奴根本沒有到過，而酷吏的搜刮，任何地方都可以達到。從小就接受仁政、愛民思想教育的司馬光是無論如何也不會與桑弘羊之流有共同語言的。他把這一套新法視為洪水猛獸，終身反對，絕不讓步，對於王安石這個老朋友，他一再寫信，勸他懸崖勒馬，勸他改弦易轍。實在勸不回頭的時候，他就不與王安石見面，甚至不惜得罪青年皇帝，一再提出辭職，要求退出這個實行新法的朝廷，搬到西京洛陽去寫他的那部獨特的史書——《資治通鑑》。對於司馬光的怒斥新法，我們不忙評論，因為以後他還要出場，還要和新法再打交道。現在需要探討的是：王安石所說的“民不加賦而國用足”。是不是真的，他能不能辦到？

司馬光直指新法的“民不加賦而國用足”是從桑弘羊的“民不益賦而國用饒”那裡學來的。王安石未加否認，當然也無法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