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要從根本上解決國家積貧積弱的問題，那就要治本，要進行變法，不是這麼君臣幾個人在短時期內所能解決得了的。

民間傳說裡的包公，小說、戲曲裡的包公，長期以來被神話了，被美化了，被拔高了，被誇大了，這些包公，已經不是包公的真面目，可以說是已經進行加工了的假包公。不過這些假包公也反映了一種真實，那就是一千年來廣大老百姓（包括海內外華人）善良的願望。

就是某些貌似荒誕的神話故事，也是在老百姓的善良願望的基礎上產生的。

關於包公死後成為閻羅王的故事，就是來自當時的一句民謠，“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這就是說，對任何官員都可以打通關節，就是對閻羅王和包公打不通。說書者和演戲者因此就會想到：在陽世里老百姓有冤難伸，受屈而死，死後就會成為冤死鬼，進入陰間的枉死城。年深日久，枉死城鬼滿為患。何不請包公去兼個職，日理陽，夜理陰，兩頭兼顧，讓許多冤死鬼沉冤得雪，早日投胎重回人世。不過這樣一來，包公早晚會被累死，不如讓包公在百年之後，去當專職的閻羅王，這更符合老百姓的願望。在人世間找不到包公，死後也可以找，如果他當了專職的閻羅王，那不就更好找了嗎！

在宋元話本、明清小說中間，某些官員在飛黃騰達之後，忘恩負義，停妻再娶的故事頗為不少，如《金玉奴棒打薄情郎》《活捉王魁》等等皆是。老百姓同情弱者，痛恨忘恩負義的人，總希望有個青天大老爺出來主持正義，把他們狠狠打擊一下。如果這個忘恩負義者來頭很大，老百姓更希望有個不怕惹火燒身的清官來摸老虎屁股。包公嚴懲陳世美的故事恰好滿足了老百姓的這種願望，所以不脛而走，長期流傳。

在這個故事裡，老百姓考驗了包公——看他敢不敢觸動皇親國戚；也考驗了皇帝——老包敢動你的女婿，看你還能不能沉得住氣？包公和皇帝都經得起考驗，老百姓為此感到萬分高興。雖然許多情節都是虛構的，歷代觀眾都能夠慨然允許並且欣然接受了它。大家覺得舞臺上的包公形象是真實的，歷史上確有這樣的人物存在。在老百姓含冤負屈而呼天天不應喊地地不靈的時代裡，大家寧肯相信人間確有這樣一尊“正義之神”存在，因而也感到很大的欣慰。

老百姓愛戴包公，是因為他能主持正義，不畏權貴，為民伸冤，為民造福。我們敬仰的是他的精神，而不是他破案的技巧和能力。可惜有一些民間故事出現了離奇的情節，讓包公主持偵破疑難大案，把他寫成了一個東方的福爾摩斯與古代的刑偵隊長，這就使得包公異化，雖然不是面目全非，至少是讓他世俗化了。

皇帝發現了范仲淹

還在劉太后垂簾聽政，趙禎自己沒有管事的時候，這位年輕的皇帝就已經為大宋帝國的內憂外患而擔心，時時留意希望發現一些能臣，將來好當自己的治國幫手。當時究竟有哪些內憂外患？說起來也簡單，就只是兩個字，內憂是“貧”，外患是“弱”。

你看，大宋帝國的京師，錦繡天街，花花世界；燈火樊樓，徹夜通明；燈紅酒綠，千金買醉；笙歌鼎沸，歌舞昇平。這還能叫“貧”麼？當時的社會，看上去富貴繁華，似乎財大氣粗，實際上國家財政，入不敷出，達官貴人，奢侈無度；貧民百姓，度日如年，一遇災害，就會大亂，國家有極大的隱憂。

大宋帝國養兵百萬，一旦出師，刀槍眩目，衣鎧鮮明；登山涉水，宛若長龍，前不見排頭，後不見排尾。如此陣容，如此聲勢，還能叫做“弱”麼？可是人人皆知，軍隊是用來打仗的，不是用來表演的。所謂“東京八十萬禁軍”，嚇唬老百姓有餘，對外作戰就很難打勝過一回，經常是一打就垮，一觸即潰。

這個“貧”與“弱”的後遺症是誰留下來的？外人不知道，趙家的子孫大都瞭然於心。因為歷代的賬簿都儲存在皇宮的檔案裡。只要沒有大災，國家的財政收入年年都差不多，為什麼經濟越來越困難，那是因為開支增加得太快了。也就是冗官（吃飯不做事的官）太多了，冗兵（根本不能作戰的兵）也太多了。

太祖趙匡胤時期，還很儉約，州、縣地方官還有很多缺額，哪有冗官。全國兵員不過30多萬，還在整編、裁汰之中。因此年年結餘，倉庫皆滿。太宗趙光義弒兄奪位之後，為了穩固自己的帝位，大量開科取士，並且提高文官待遇，收攬人心，官員總數較太祖時期猛增七八倍之多，由此出現了冗官。他為了樹立自己的威信，兩次貿然對遼作戰，把軍隊擴大到了60多萬，連續兩次戰敗，軍隊潰散的就有30多萬人，以後還得陸續收編。他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