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語系教授。1949年到臺灣，任臺灣師範學院（後改師範大學）英語系教授，後兼系主任，再後又兼文學院長。1961年起專任師大英語研究所教授。1966年退休。

40歲以後著力較多的是散文和翻譯。散文代表作《雅舍小品》從1949年起二十多年共出四輯。30年代開始翻譯莎士比亞作品，持續四十載，到1970年完成了全集的翻譯，計劇本三十七冊，詩三冊。晚年用七年時間完成百萬言著作《英國文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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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雨飄搖的年代

提起老舍，人們總是下意識地想起太平湖，想起那個漆黑的夜晚，想起老舍默默獨坐在太平湖邊如石雕般的身影，想起那個黑夜所發生的不該發生的事，想起老舍留給這個世界最後溫情的聲音：“跟爺爺說再見。”……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老舍是溫情的，他帶笑的眼睛裡總是噙著淚花。老舍讓我們所記起的，並不應當只有他的死之悲壯慘烈，還應該有他的亮堂，他的幽默，還有他的慈悲。作為一個在上世紀20年代走上文壇的新文學作家，老舍的根在北平，他是屬於北平的。老舍出身貧寒，自幼生長在老北平的貧苦市民之中，在他們當中長大，在他們當中接受了最初的基本的人生教育並終身為他們的喜怒哀樂而執筆。老舍的文學世界是一幅老北平的風俗畫，充滿了濃厚的市民氣息。老舍深愛著北平，畢生都在用筆描繪著他的北平，在他的筆下，有辛辣的諷刺、溫情的幽默、悲情的控訴，還有他的善良和悲憫。作為一個在底層民間社會中成長起來的文學家，老舍的骨子裡頭滲透著中國兒女的品性，在國土遭受外族入侵的時刻，他悲傷、憤怒，同時也表現出一種出乎本能的民族自尊和傳統中國人骨子裡的硬氣。

北京老舍故居盧溝橋烽煙起，老舍悽然毀家紓難，踏上流亡的路途。“由青島跑到濟南，由濟南跑到武漢，而後跑到重慶”。作為一個作家，他“只有一支筆”，這是他全部謀生的“本錢”，也是他“抗敵的武器”。對於八年抗戰期間自己這段“生命旅程中的印跡”，老舍感慨地說：“風把我的破帽子吹落在沙漠上，雨打溼了我的瘦小的鋪蓋捲兒；比風雨更厲害的是多少次敵人的炸彈落在我的附近，用沙土把我埋了半截。這，是流亡，是酸苦，是貧寒，是興奮，是抗敵，也就是‘八方風雨’。”是啊，八方風雨！在那個風雨飄搖的年代，老舍何以安頓自己那顆憂鬱的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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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等待敵人來了，把我那點珍寶奪去”（1）

抗戰爆發前，老舍的生活總的來說是平靜而優裕的：山東大學教授，著名作家，收入優厚，名利兼收；夫妻和睦，一雙小兒女活潑可愛，家庭生活幸福美滿。對於老舍抗戰前在山東的生活，我們可以從老舍在一張照片上的題詩予以想像，其詩云：“爸笑媽隨女扯書，一家三口樂安居。濟南山水充名士，籃裡貓球盆裡魚。”從此詩中我們可以看到一派其樂融融的家居生活圖景。於老舍而言，這種平靜而優裕的生活是幸福的。老舍並不是一個夢想立於時代潮頭的風雲人物，能有一定的物質條件保障他能安靜地拿起自己的筆從事自己的寫作，就很值得滿足。

青島老舍故居

盧溝橋的烽煙打破了老舍這種平靜的生活。其時，老舍在青島。得知事變訊息，老舍變得沉默寡言。不久傳來北平淪陷的訊息，老舍心緒變得更加惡劣，他無時不在擔憂身處北平的親友的命運，他回憶此時自己的心情時說：“老母尚在北平，久無信示；內人又病，心緒極劣。”由於青島屬戰略要地，極易發生戰事，所以盧溝橋事變發生後，老舍本來一度也準備離開青島，與在青島的友人一道赴上海，後因妻子臨產及上海局勢不明，以致未能成行。國破家愁，所有的一切都讓老舍更加焦慮。在老舍寫給友人的信中，此種情緒溢於言表：“家在故鄉，已無可歸，內人身重，又難行旅，乃力自鎮定，以寫作擯擾，文字之劣，在意料中。天熱，訊息沉悶，每深夜至友家聽廣播，全無收穫。歸來，海寂天空，但聞遠處犬吠，輒不成寐。”由此信，我們完全能夠想像出當時老舍臨海憑風悲不能已之境況。

1937年8月中旬，老舍獨自一人離開青島，前往濟南應齊魯大學教授之聘。戰亂臨別，妻兒淚眼相送，老舍心頭自是有說不出的淒涼和悲傷。8月13日滬戰爆發，8月14日，日軍攻佔青島。得此訊息，居濟南的老舍急電時在青島至友，送妻小到濟南。時值老舍妻子胡絜青產後不久，身體本就虛弱，加之旅途勞苦，更兼暴雨侵襲，下車後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