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名聲計，他更應該離開上海。於情於理，好似鄭振鐸都沒有留在上海的必要。那麼是什麼在牽絆著他的腳步？是什麼把他留在了淪陷後的上海？對此，鄭振鐸自己曾有過說明，他在《求書目錄》中說：“我為什麼老留居在上海，不走向自由區呢？時時刻刻都有危險，時時刻刻都在恐懼中，時時刻刻都在敵人的魔手的巨影裡生活著，……然而我不能走，我不能逃避我的責任。”鄭振鐸加諸其身的這種“不能逃避”的“責任”是什麼？鄭振鐸繼續說：“假如有人問我：你這許多年躲避在上海究竟做了什麼事？我可以不含糊地回答他說：為了搶救並儲存若干民族的文獻。”話說得很清楚，鄭振鐸之所以選擇冒險留在上海，是出於一種儲存文化的使命感。作為一個文人，鄭振鐸在民族存亡之際首先考慮到的就是民族文化的儲存和延續，或許在他看來，只要一個民族的文化還沒有消亡，那麼無論怎樣這個民族的靈魂和精神都會永存。無疑，在民族危亡之際，在舉國同仇敵愾、群情激昂的年代，鄭振鐸甘願默默地儲存民族文化和民族文獻的選擇是獨特而寂寞的，同時也見出了他眼光的長遠和深邃，當然他的這一選擇也是艱難的。

鄭振鐸收藏的唐三彩馬

中日戰爭爆發之後，隨著東南數省相繼淪陷，江南許多著名藏書樓紛紛毀於戰火，在日軍鐵蹄肆虐之下，珍貴古籍難以保全。即使有部分僥倖能得以儲存，也紛紛被藏家後人變賣以維持生活，當時一些藏書家所藏珍本圖籍紛紛散入上海舊書肆。對於中國古籍散失的情況，當時上海的報紙曾轉引路透社華盛頓電文說，美國國會圖書館東方組主任宣稱：許多從戰火中保全下來的“極珍貴的中國古書”現已“紛紛運入美國”，國會圖書館已購進千冊……。電文還說，中國的局勢，將會和羅馬當年的陷落，致使“歐洲發生四百年黑暗時代之情形相似”。“預料將來研究史學與哲學者，將不往北平而至華盛頓”。面對珍貴古籍流失海外的情形，鄭振鐸內心非常焦慮，“每一念此，寸心如焚”。鄭振鐸之子鄭爾康回憶說：“父親的情緒愈來愈壞。愛書如命的他，眼看著無數珍貴古籍，稀有版本，在戰火中與國家民族一起遭受著一場空前浩劫，心似刀絞火焚。”在此種狀況下，幾乎是出於一種學者的本能，鄭振鐸覺得自己有責任儘可能地去儲存自己民族的文獻。他簡直無法想像，中國文獻歸於海外該是何等的奇恥大辱，他在日記中寫道：“史在他邦，文歸海外，奇恥大辱，百世莫滌。”而促使鄭振鐸刻意儲存民族文獻的一個更重要的因素則是：鄭振鐸瞭解到偽滿“華北交通公司”等機關也在收書，並以府縣誌及有關史料文獻為主體。得此訊息，鄭振鐸“憂心如焚”，他幾乎是立即就能想見日方收集這些史料文獻背後所隱藏的深意，“其居心大不可測。近言之，則資其調查物資，研究地方情形及行軍路線；遠言之，則足以控制我民族史料及文獻於千百世”。得悉日方的叵測居心，鄭振鐸覺得自己更有必要搶救民族文獻，或許在他看來這就是另一種抗戰的形式，意義並不亞於浴血殺敵，他說：“夫儲存國家文獻，民族文化，其苦辛固未足攻堅陷陣、捨身衛國之男兒，……誠亦艱苦備嚐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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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能逃避我的責任”（2）

鄭振鐸原有藏書嗜好，但在“一·二八”、“八·一三”兩次戰役中，他近二十年慘淡經營，收集起來的藏書大都在戰火中化為灰燼，倖存者寥寥無幾。辛勤蒐集所得心愛之書被戰火毀於一旦，愛書如命的鄭振鐸想必是悲慟不已，他回憶自己的藏書被戰火所毀時的心情說：“餘所藏竟亦同此化蝶矣。然處此淒厲之修羅場，直不知人間何世，亦未省何時更將有何變故突生。”經此大劫之後，鄭振鐸原有的藏書之心本已大減，“收書之興，為之頓減。實亦無心及此也”。儘管就個人而言，鄭振鐸在戰爭時期幾無藏書之興趣，當然更無藏書之餘裕，但於滬戰失利之後，他又不能置民族文獻於不顧，坐視民族文獻流失海外，甚至流入敵手。為儲存民族文化計，當學者名流紛紛西遷之時，鄭振鐸選擇留在上海，竭盡全力搶救收購古書。在上海的頭兩年，鄭振鐸主要以個人的名義蒐購一些珍貴古籍，以個人之力擔負起拯救中華文化典籍的重任，對於自己所要面臨的困難和艱辛，鄭振鐸說：“以一人之力欲挽狂瀾，誠哉其為愚公移山之業也！”在浩如煙海的民族文獻資料面前，任何個人的力量都顯得是那樣的微不足道，想必當時的鄭振鐸也會生髮力不從心之感，其間艱辛亦可想像，正如鄭振鐸所言，“精衛填海，中夜彷徨，每不知涕之何從”！

儘管鄭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