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出版社。奇怪的是上面又有一個作者署名叫：針誠。其實它是最不真也最不誠的。

汪國真氣憤地說：“這些盜印本冠以‘最新’，實為最舊；冠以‘精選’，實為胡編。還有的盜印我在正規出版社出版的作品集上的‘致讀者’，偽造我的親筆‘簽名 ’。經過這樣的偽裝，盜印本具有很大的欺騙性。裡面則是粗製濫造，錯字連篇，從紙張到印刷、裝演、版式設計、校對都不負責任，質量很成問題。這既影響了我個人的聲譽，也欺騙了讀者。”

盜印本仍繼續不斷出來。

手持盜印本讓他簽名的人仍絡繹不絕。

“我現在時常感到很困惑。”他說：“對盜印本揭露多了，會影響讀者對我的詩集的信任；揭露不夠，讀者會繼續受騙。真的，我不知道面對這些盜印本該怎麼辦。”

蔣子龍怒斥出版社：你們“偷”了我的書

據中國作家協會作家權益保障委員會提供的情況，該委員會自1986年成立以後調解的版權糾紛中，屬於出版社、雜誌社、報社、廣播電臺、電視臺等作品使用者侵犯作家權益引起的糾紛，佔一半以上。在各級人民法院和各地版權行政機關受理的版權官司中，此類糾紛也佔有相當大的比重。

這是中國的國情。我們的作品使用單位都是國家的公有制企事業單位，這就容易使他們在對待作者的態度上居高臨下。他們有一種錯覺：我是代表國家使用作品的，你作為個人，應當服從國家的需要。我對你的作品隨意採用，是理所當然的；你對國家奉獻自己的作品，是不該討價還價的。在他們看來，一部作品一旦產生，作者就應當允許使用單位隨意拿。

著名作家蔣子龍講了他遇到的一件事：那是1986年，他到上海的金山開會，在會上遇到某出版社的一位編輯。

編輯說：“我送給你一本書吧。”

蔣子龍拿到書後十分驚訝，因為那本書的書名叫《蔣子龍代表作》。

自己的代表作，自己卻不知道。

他說：“這是我的書嗎？我根本不知道出版過這本書。”

開啟書的扉頁，上面有這樣的題辭：“蔣子龍同志存。”下面簽著責任編輯的名字。蔣子龍鬆了口氣：這不是我的書，大概是批評我的專著。於是就轉為感動，就感謝編輯的贈書。

但是，再翻下去，他發現書中除了一篇別人寫的介紹文章，其餘三十多萬字全是從他幾年中所寫的小說中選出來的。“原來還是我的書！不知該感謝編輯，還是該埋怨編輯。”

事後，他請求編輯再寄幾本樣書，結果寄來一本書，扉頁上又題了辭讓他“存”。附信說編輯把自己的存書寄給他：“夠意思的吧！”

過了半年，蔣子龍忽然接到該社寄來的一張匯款單，二百元，還有一個零頭。他把匯款單退了回去，因為匯款單上沒有註明這筆錢的來由。他在退回時也打了一個“啞迷”，寫了幾個字：“不知是什麼款項，本人不敢受領。”

這期間，蔣子龍把這番遭遇向中國作協作了彙報。作協作為一件侵犯作家權益的事例進行調查。這下，便把責任編輯得罪了。

蔣子龍說：“想不到來了信，開口稱呼‘名震中外的大作家’——不知怎麼挖苦才能解他心頭之氣。‘現在恐怕不止一個萬元戶了’；　居然還要‘告狀’； ‘還嫌稿費少。不是與靈魂工程師的名稱不太符了嗎？’信末氣勢洶洶地威脅說：‘沒有大作家的支援，我們出版社也不打算散夥！！　！ ’結尾三個警歎號。這就奇怪了，是你偷了人家的書，不是我蔣子龍求了你們。”

到底是不是出版社“偷”了蔣子龍的書？出版社對此有不同意見。在筆者介入這樁糾紛之後，出版社曾派人找到我的辦公室作出解釋。他們說，出書前曾透過別的渠道徵得過蔣子龍的同意，可能他把這件事忘了。

可以撇開作者的發表權不說，那麼稿酬呢？三十多萬字一本厚書，僅僅付給二百多元的稿酬，不及一篇文章，這合理嗎？

這套叢書選編了四十多位現當代作家的代表作，《蔣子龍代表作》只是其中的一部。幾乎每一個被入選的作家，都是僅僅得到二百元錢左右的稿酬，而他們的書都有幾十萬字。

最不值錢的，也許是那部《郭小川代表作》。它的稿酬是一百八十元零五角。匯款單上也沒有註明這筆錢的來由。郭小川之子郭小林也把匯款退了回去，同時寫信說明了退款原因：一、不尊重作者；二、計算有誤。後來，出版社覆函承認計算有誤，表示要增加。增加多少呢？九十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