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

第二天，北川大逃亡開始了，賀先瓊隨著大逃亡的人潮逃到了綿陽九洲體育館。她飯也顧不上吃一口，便圍著體育館，一圈一圈地尋找兒子！只要有孩子的地方，她就去找，就去看；碰到北川過來的人，她就問：看見一個穿紅夾克的小男孩沒有？看見一個穿紅夾克的小男孩沒有？見到裝有災民的大卡車開過來，她也爬到車上去，一個孩子一個孩子地看，生怕漏掉一個；偶爾看見有母親找到了自己的孩子，抱在一起放聲痛哭，她就一陣興奮，但接下來，便是更大的失落。

鏡頭24　兒子，媽媽在北川等你（2）

九洲體育館，當時聚集了四五萬災民，尋找和被尋找的災民，隨處可見，到處都是。體育館西邊的牆，是一面“尋人牆”，牆上貼滿了無數亂七八糟的小紙條，全是尋找親人的。有的是丈夫尋找妻子，有的是妻子尋找丈夫；有的是兒子尋找父親，有的是父親尋找兒子；有的是女兒尋找媽媽，有的是媽媽尋找女兒；有的是爺爺尋找孫女，有的是孫子尋找奶奶……還有的在紙條旁邊貼著照片，照片上不是年邁的老人，就是幾歲的孩子，甚至有的還是幾個月的嬰兒……這些紙條上的留言，字字如血，行行似淚，風一吹，瑟瑟發抖，好似聲聲悲涼的哭泣！

面對數萬個混亂不堪的災民，賀先瓊到哪裡去找兒子呢？

賀先瓊在九洲體育館找了整整一天，最終也沒找到兒子。很快，她在重慶打工的丈夫王旭也趕回來了。於是她和丈夫開始分頭找，凡是兒子有可能存在的地方，哪怕有一點蛛絲螞跡，都去找，一直找了一個多月。在這一個多月裡，賀先瓊幾乎跑遍了北川和綿陽的所有醫院、災民區和收容點，但都沒見到留下的完整資料；加上一些醫院不具備救治條件，許多傷員在各家醫院轉來轉去，讓她的尋找增加了難度。每次剛剛掀開一扇希望的門簾，失望的大門很快又被關閉了。

直到6月底，賀先瓊才回到北川。她和丈夫抱頭痛哭了一個晚上，最後還是不得不含著淚水，把兒子的名字戰戰兢兢地填進了一張《北川遇難者申報表》。

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律規定，認定失蹤，需下落不明兩年後才能由法院宣佈；認定失蹤者死亡，法院要在確認失蹤四年後才能釋出通告。但地震為非常時期，災區當地政府採取的都是非常措施，要求遇難者親屬在8月前辦完失蹤和死亡者的申報工作（實事上，失蹤者均按死亡者處理了）。申報的程式是，先到戶口所在地派出所和學校出具證明，再到民政局申報失蹤，然後到公安局登出戶口。因此，儘管賀先瓊很不情願填寫那張申報表，卻不得不填。

很快，賀先瓊接到了公安局開出的兒子的《死亡證明》，並領取了政府為遇難孩子統一發放的撫血金。從公安人員手中接過兒子《死亡證明》那一刻，賀先瓊的手顫抖了……她怎麼也不相信兒子就這麼“死”了，就這麼“死”在了一張薄薄的紙上！但兒子的《死亡證明》就在她的手中，這份《死亡證明》不是從她的影印店隨便影印出來的，而是從國家權威部門正式開具出來的，上面分明還蓋著一個紅紅的大印：北川公安局！

接著，賀先瓊又到公安局登出戶口。這又是一個令她傷心的日子。如果說在兒子的戶口銷除之前，兒子這個人在形式上、感覺上還存在的話，那麼兒子的戶口一旦一筆勾銷，就意味著兒子不但在實事已經死亡，而且在形式上、感覺上也永遠不再存在了——這是多麼殘酷的一筆勾銷啊！賀先瓊告訴我說，我去為兒子登出戶口的時候，非常不願意把孩子的戶口銷掉，總覺得只要兒子戶口還在，就說明兒子還活著，還是不相信兒子真的已經死了。當時北川遇難學生的家長都是這樣的心理，都不願意把孩子的戶口銷掉，都不相信自己的孩子真的死了，總覺得孩子是到外面去了，比如旅遊去，　走親戚去了，總有一天還會回來的！　。　想看書來

鏡頭24　兒子，媽媽在北川等你（3）

賀先瓊的兒子的戶口，最終還是被登出了！因此當賀先瓊捧著再也沒有兒子名字的戶口簿，流了一個晚上的眼淚後，還是不得不強迫自己接受了一個殘酷的現實：兒子真的沒有了，也永遠不會再有了！

從此，賀先瓊對兒子絕望了。

不過沒有了兒子的日子，也得過下去；一無所有的家，還得靠自己去支撐。於是賀先瓊又像當年一樣，四處奔波，到處打工。生活就像一個圓圈，轉了一圈，又重新回到了起點，只不過這一圈她轉得好苦，一轉就是十幾年！後來她在親戚的幫助下，到安縣的安康鎮，重操舊業，開了一個比原來還小的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