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塔格的另一個神明是利奧·斯特勞斯。他是歐洲猶太人，一九三二年離開德國，以逃離即將到來的種族滅絕大屠殺。他在法國和英國稍事逗留後，於一九三八年定居芝加哥。他表現出一個大師的風範與神秘，而這正是桑塔格日後在自己的生涯中極其誇張的仿效之處。“女士們，先生們，早上好！在我的課堂上，＇馬丁·海德格爾＇這個名字不會提到，他當然是絕對的無可比擬。現在，我們可以講柏拉圖的《共和國》了。”學問深奧的斯特勞斯身邊開始圍起了崇拜者。他給哈欽斯的經典選讀課程以其所能得到的最有力的哲學支援，從而給予學生們不斷研讀的深刻理由——不僅僅是掌握（master）思想，而且要成為大師（master）。書　包　網　txt小說上傳分享

邁向更美好的生活（5）

儘管桑塔格沒有選上《人文科學》（I）和《人文科學》（II），但終究還是都旁聽了。同時，她選了《人文科學》（III），講授這門課的教授將會對她的文學感受力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記。第一天上課，他把自己的姓——“伯克先生”——寫在黑板上，接著便開講他分析文學文字的方法。他講的內容桑塔格聽來很熟悉。課後，芳齡十六、靦腆的蘇珊·桑塔格——她難得走近教授——小心翼翼地問他能否把名字告訴她。他問她為什麼必須知道。她說因為她猜想他可能是肯尼思·伯克。大吃一驚的教授想弄明白她是怎麼知道他是誰的。是這樣，她已經看過他的著作，它們是《永恆與變化》（一九三五）、《文學形式的哲學》（一九四一），以及《動機的文法學》（一九四五）。“你真的讀過？”他顯然就講了這麼一句話。伯克不是一個家喻戶曉的名字，即使是芝加哥大學那些早熟的學生也沒有多少人知道，而她竟然看過他的書，這對他們倆來說，都不啻是“一個奇蹟”！

正如多年後伯克對文學評論家斯坦利·埃德加·海曼所解釋的那樣，他發現了一名成長中的天才。他為桑塔格而感到自豪，其程度遠遠超過他在“他教過的最好的學生”身上發現的他本人的影響。蘇珊後來在他班上花了幾乎整整一年的時間，全身心投在約瑟夫·康拉德的一部小說——《勝利》——的評註上，“逐字分析，逐個意象解釋”，陶醉極了。伯克送給她一本自己的小說——《邁向更美好的生活》。這部小說提出自我指涉的小說理念，是一部關於小說創作及其作家意識本身的小說。

但是，伯克不僅僅是教桑塔格，他還培養她對文學生活的設計。她後來講到，他告訴她“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他在格林尼治村與哈特·克萊恩和朱娜·巴恩斯合住一棟公寓——你可以想象那對我有多大影響”。她與伯克的聯絡不同於她對托馬斯·曼的訪談，而是使得她頭腦裡的文學圖書館變得伸手可及，非常直接。儘管伯克在芝加哥大學是一名學者，要發揮學術作用，但實際上，他只是那裡的一名訪問學者，不需要有學位，屬於十年後桑塔格渴望成為的那種自由（撰稿人）知識分子。他是那些創造了“紐約作為一個抒情現代性和行走的都市傳奇之城市理念”的作家之一。而且，他打通了後來桑塔格也希望打通的領域：“他既是政治的，又不太政治；他還熱中於歐洲最新的美學討論。”他是桑塔格的生活中第一個能平等地與女性生活和工作的男人，跟她講自己如何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盛行於格林尼治村藝術圈子中激進的女權主義人物輕輕鬆鬆打交道的過程。成為社會主義者、女權主義者和藝術家——這三者原來是可以合而為一的。

然而，這種結合並非沒有衝突。像伯克一樣，桑塔格也尋找一種合成——即評論家克里斯蒂娜·斯坦塞爾所謂的“為藝術而藝術與為政治而藝術之間、正在尋求現代主義運動制高點的美學主義與越來越多地控制著仍舊是左派作家的說教和意識形態訴求之間的第三條路”。

因此，伯克是以一個公共文學知識分子所經歷的令人激動、然而也令人膽怯的生涯那種令人敬畏的形象出現的。當然，作家桑塔格要運用斯特勞斯和伯克這樣的教授所教的東西，為時尚早，更別提將自己塑造成獨立自主的“文學發動機”了。像斯坦納一樣，桑塔格也發現芝加哥大學的學習讓人忙到廢寢忘食的程度。她沒有時間創作，也沒有什麼論文可交。試題都是單項選擇，但是，每項選擇都是最高階別的知識挑戰。納德·羅森海姆——教桑塔格《人文科學》（III）的一位三十二歲的教授、退伍軍人——提供了一個例子：“以下關於奧斯丁《愛瑪》的說法中，代表典型的柏拉圖立場的是——”

邁向更美好的生活（6）

納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