雜誌編輯羅伯特·海明威卻回覆說，該小說“離符合本刊的要求還相去甚遠”。

關於小說的接受情況，羅傑·斯特勞斯稱“有褒有貶”，他對它正在獲得的“大塊評論空間”保持了平和的心態。在《黨派評論》上，有位相當難以捉摸的理查德·霍華德認為小說的語言“就像貢斯當　或者司湯達在《阿芒斯》　中所寫的那樣遮遮掩掩、乾巴巴，儘管在桑塔格這裡，華麗的辭藻（對上述作家來講）過於頻繁地提煉為格言——作者難以抵禦的種種前後矛盾的情況之一”。駐《星期六評論》多年的格蘭維爾·希克斯看得有點迷糊，但他稱讚桑塔格“顯而易見的才華，她的細緻、她的沉思”。他的評價以給予她“所有懷疑的益處”結束。《紐約書評》日後將成為桑塔格許多作品的發表園地，編輯羅伯特·亞當斯認為《恩主》是“一部大膽的、有瑕疵的、給人以深刻印象的作品”。《紐約先驅論壇報》的詹姆斯·弗雷克斯則給予小說高度稱讚：“這是一本非常特別的書，寫得細心、勇敢、有信心，並作了打磨。非常自信。非常硬朗。”

《恩主》需要更多這樣的評論——自信且權威。如果說，約翰·韋恩在《新共和》雜誌上讚揚了桑塔格的“巧妙”和“令人高興的技巧”，那麼，他也自創了一個讓人想忘都忘不了的責備的短語。他在思忖著讓他感到煩惱的她那正式而沒有光彩的風格究竟是怎麼一回事的時候，恍然大悟：“肯定是這個原因！原來它是‘譯者的英語’——人們年輕的時候第一次讀到的歐陸小說傑作的譯本中看到的那種拼湊而成的語言。”這種判斷羅傑·塞爾也在《哈得遜評論》上表示認同；年輕時，桑塔格在南加州就看這份雜誌，當時的情形完全不同，她正盼著在該刊發表文章呢。

弗雷·斯特勞斯·吉勞出版社滿心期待著評論界對《恩主》表現出很大的熱情，因此，上述評論讓人好生失望。截止一九六七年年底，小說的精裝本才賣出一千八百冊，儘管一九六五年元月出版了埃汶版（*on）平裝本之後，在接下來的三年裡，賣出了三萬三千七百五十本。《恩主》精裝本第一版發行不到兩週，斯特勞斯就建議桑塔格出下一本書：理論文集。

斯特勞斯敏銳地感覺到，桑塔格在文學爭鳴方面的才華會為她贏得更大的讀者群。早在六十年代初，她就發出了對抗之聲。一九六三年秋，在一次以“今日之文學批評”為題的討論會上，她向評論家德懷特·麥克唐納發難，說他根本不懂她這個年代的作家，接著，她暗示像萊昂內爾·特里林和愛德蒙·威爾遜——她認為對後者“評價過高”——這樣的評論家徹底完蛋了。（《黨派評論》的合作編輯）菲利普·拉夫對桑塔格感到厭惡，他公開講：“特里林式的中產階級行為方式已經過時，反常行為變得時尚。”他對瑪麗·麥卡錫又加了一句：“蘇珊·桑塔格，何許人也？她是一個傳統的思想者，儘管她的思想讓她顯得很前衛。”

萊昂內爾·特里林和菲利普·拉夫這樣的老一輩評論家認為，桑塔格似乎偏愛西蒙娜·韋伊和讓…熱內這類追尋主體性的極端狀態的作家。正如評論家利亞姆·肯尼迪提醒我們的那樣，特里林警告人們不要認同其自由的概念包涵了與社會本身相分離的作家/英雄。特里林擔心，退入自我會導致自我的摧毀。

即使桑塔格有時被歸為最後一位紐約公共知識分子，而且，她也經常提到萊昂內爾·特里林，認為他是她最早的一個榜樣，但是，她與特里林戴安娜夫婦以及他們這一代其他人的關係時好時壞。正如這些思想家中的許多人代表老左派一樣，桑塔格在許多方面，逐漸代表慢慢被稱為的新左派。她的文學批評主張促使她拋卻掉掌控她揚名之前二十年的新批評。與新批評家不同，她很少用整篇文章來討論文學傑作，而是喜歡對文*流和文化潮流進行全面的瀏覽，給人的印象是她是預見未來之物的預言家，而非僅是文學傳統的維護者。

桑塔格願意參與到大眾社會之中，上一輩知識分子會認為，其參與方式簡直不可思議。在他們那個年代，像蘇珊·桑塔格這種科班出身的哲學家、當代文化的產物和評論員是不可能有一席之地的。作為其時代的標誌與闡釋者，桑塔格成為其書評者的主要話題。戰後的美國，越來越多的大學年齡的一代人在大眾文化和大學課程的薰陶下成長起來；在這樣的文化氛圍裡，桑塔格的任務變得輕鬆些了。蘇珊·桑塔格的平裝本作品在大學書店的書架上佔據了主要的位置。比如說，一九六九年的大學生知道蘇珊·桑塔格的可能性要大於一九四九年的大學生知道肯尼思·伯克。

桑塔格已開始結交好友，也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