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不可能盡善盡美，所以有的時候，領導者要學會宏觀。只要大的方向沒有錯，就有些小的缺陷和毛病，也要容忍。這就是“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友”的道理。任何事物都不是單純的、孤立的。在千絲萬縷的聯絡中，存在著矛盾和因果。這就必然要有得有失。過分謹慎和計較得失，就會裹足不前，或是遺失機遇。更何況一個國家？所以我理解很多改革中的反面現象，在一個國家發展的戰略和綱要下，很多東西不能去計較，甚至要忍辱屈從。比如官吏，是政府管理和施政的手足，政府不得不依靠他們。有時候他們的劣跡並不是沒有人知道，而是知道了也不能去管。不然就會產生很多混亂，致使盤根錯節的巨大關係網牽一髮而動全身，沒有穩定就會使富國強民的目的功虧一簣，使工農業生產嚴重受阻。除非一個官吏所產生的惡果和負效應超出了處治他帶來的不良後果，這個官吏才會惡有惡報。古今中外，還從來沒有一個管理機構和貪汙沒有關係，和腐敗沒有關係。這我可以理解。

可是，在領導者談論戰略、戰術的時候，其中的得和失，在一個被牽扯到切身利益的百姓來說，就至關重要了。大家都知道深圳，原來就是一個小漁村，荒蠻未開。鄧小平把他作為一個改革的試點去經營，那是一個很宏觀的問題，是戰術和戰略。可當時連字都不識、連小漁村都沒出過、連火車都沒見過的深圳土著們，在今天，並不是依靠自己的勞動和能力，而僅僅是因為自己的土地和房子被徵用而得到的補償，以及現在那誇張的令人咋舌的房租收入，使他們過得比“華維”中的留美博士還舒服。他們是戰略當中的“得者”，他們幾乎個個都身價近千萬，個個都在香港定居了，簡直是上了天堂。可他們並沒有滿足，提起政府來還是罵！

我也見過自己的兒子被黑暗勢力和貪官汙吏草菅人命，揹著行李和乾糧到北京告狀上訪，三四年都沒有結果，連乘坐公共汽車都沒有錢，還要忍受司乘人員白眼和辱罵的老太太；看見過父母下崗後毫無經濟來源，致使年輕學子跪在街頭乞討學費；甚至是在水災之後，國家的救濟糧被折價賤賣，而不是發到老百姓手中，國家撥發的安家費給村長和鄉長蓋起了小樓，而百姓每家只有三百塊錢，就再無下文，倒是領了一堆配不上對、合不上號的內地捐助的舊衣破帽，只好背井離鄉，到處乞討。他們，是戰略當中的“失者”。我記得有一家很知名的電器公司，曾經因為千分之三的次品率開過一個大會。公司的領導在會上說了一句很有名的話。他說：這千分之三對於公司來說是微不足道的千分之三，金無足赤嘛！可對於恰巧購買了這一千臺當中這三臺次品的顧客來說，那就是百分之百的次品率，象徵著一個品牌的形象完全垮掉了。這三個顧客會有朋友和親戚，他的每一個親戚和朋友也會有朋友和親戚，這千分之三的次品率就會導致一個品牌在成百上千的人眼中徹底垮掉。

這話很有道理，所以對於這些戰略當中的“失者”來說，一個人短暫而有限的生命當中極難獲得和成全的幸福，被外界這不可抗拒的力量剝奪的時候，無助的孤獨和絕望，會化作對整個政府、社會甚至世界的仇視和憎恨。這些失者的情感，和那些得者，以及造成悲劇的惡勢力，和高高在上的領導者是完全相同的，沒有人的情感和生命生來就是可以被忽視和踐踏的，這本來是作為一個人最基本的權利，也是每個人都應該平等擁有的。可社會要發展，歷史要前進。犧牲總是有的。只是誰都恐懼著自己會成為這犧牲，因而不願意承認和麵對這不能不接受的客觀和現實。

社會是複雜的，但利益和金錢是最普遍的關係。一個人可以和每一個人發生利益和金錢的交換，卻不可能和每一個人相愛或仇恨。這其實遠遠不是政府行為可以左右和干預的。生性惡劣的人，可以毫無顧忌的明偷暗搶、百般欺騙，甚至是敲詐勒索，無惡不作。所以他們更容易積累幾乎可以和罪惡與血腥劃等號的資本，因而掌握了踐踏真理、玩弄美好的主動。但他們是政府最可依賴的稅收來源。西氣東輸、南水北調、三峽工程、西藏鐵路，哪一樣都需要龐大的經濟基礎做後盾。最次，他們的資本還可以解決一部分人的就業安置問題，減少失業率。所以，在這些新興的資本掌握者發洩私慾、玩弄人格、靈魂甚至是法律的時候，總會有一些特殊的情況發生。就連“律師”，這熟練掌握神聖法律武器的職業道德，也不能約束對金錢的誘惑，做了金錢下的罪惡最可信賴的走狗和幫兇。一個政府就是再偉大，再堅強，再有力，也不可能統一所有人的見解和思想，更不可能有效的引導和監督每一個人的一切行動。

這社會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