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而極化為極性的狀態。但任一極性態都是非極性道體的一部分，佛經表示為“如海一漚發”，說明極性是非極性大海中的一個水泡，所以必然受著道非極性屬性的制約。於是，就有“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的“天之道”。在道非極性的“反”、“弱”極性的“動”、“用”中，達到“損有餘而補不足，”使之趨平衡而體現“中”的屬性，這就是自然法則、自然規律。佛家稱為因緣關係，因果規律，人世間俗稱為“善惡報應”。老子認識到“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的非極性法則，所以要人們“守中”，把握平衡點，不要走極端。不然，必然要受到“損有餘而補不足”的“天之道”（自然規律）的制約（懲罰）。

“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貪心重，偏“中”；“費”“亡”多，趨中。“金玉滿堂（偏中），莫能守之（損有餘）；富貴而驕（失中），自遺其咎（弱用）”。偏“中”，失“中”，不“守中”，必然“自遺其咎”，因為“天網恢恢，疏而不失”。要從規律認識老子“守中”的深刻道理。“守中”體現在不同層次的事相理相之中，但不外乎“去甚、去奢、去泰”，因為“甚”、“奢”、“泰”都是失“中”的極性極端化的狀態。老子讓人們“去甚”、“去奢”、“去泰”；“見素抱樸，少私寡慾”；“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利而不害”；“為而不爭”；“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方而不割，廉而不害，直而不肆，光而不耀”；“不敢為天下先”等，都是“守中”的至理名言，亦是老子讓人們“守中”的具體操作。

從“守中”的機制上講，老子讓人們“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知其榮，守其辱”，在極性的世界中，始終“抱一為天下式”，不被極性事物的運動變化所迷惑，保持清醒的頭腦，時刻不離“抱一”（守中），知主客一體，內外一相，能所泯滅，迴歸於樸，常德不離，這就是老子“守中”的目的。老子的“守中”、“抱一”就是佛陀講的“般若波羅蜜多”，依“般若波羅蜜多”（“守中”、“抱一”）“度一切苦厄”，“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復歸於無極”、“復歸於樸”），“惟道是從”，與道合一，所以“守中”、“抱一”是老子修道、證道、得道的根本理論和修持方法。“守中”、“抱一”的般若觀照，達到“觀自在”時，必然迴歸於“無極”、“樸”。“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也就是能否“行深般若波羅蜜多”？這是得道（到彼岸）的關健，也是佛道二家修持的根本。

儒家對“中道”的心法論述更多。《論語·堯曰》曰：“允執厥中”。這是堯王對大舜接班繼位時的囑咐，也可以說是“心法”。舜王給大禹也是以此“心法”而禪位的。《書經》中更詳細地表達為：“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這就是儒家著名的“十六字心法”，其核心是“執中”，這和老子的“守中”是同一內涵。“道心”的非極性屬性隱秘（夷、希、微）難識，“玄之又玄”（惟微），亦是非常精微難把握，難契入。為什麼呢？由“人心”極性妄心的干擾所致。“人心”是自發趨於混亂。熱力學第二定律表達的熵值自發增大就說明了這一點。人心的混亂度自發增大，這是危險的根源，也是“執中”的最大危害。只有專心致意（惟精惟一），始終不渝（允）地不偏離（中道）非極性（執厥中、執中），才能“執中”與“道心”相符。堯舜禹“大治”天下是“執中”的“宏觀”現象。上古的大智慧者認識到心態要“執中”與“道心”相符，唯有時刻一心的觀照才行。這和佛陀講的“觀照般若”、“一行三昧”都是相通的，和六祖惠能的“於一切時，念念自淨其心，自修其行，見自已法身，見自心佛，自戒自度”，是同一意旨。應用到社會治理上，則是抑制“人心”本能的放縱，開發“道心”“本性”的顯露，始終致力於這一點，社會必然大治。能否“允執厥中”就是關鍵的關鍵。

“十六字‘執中’心法”透過儒家的道統，傳到孔子，則以“中庸”之道表述。《中庸》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真空實相本體（道體）是一切萬事萬物的本源，猶水月依水而現，水月之影是水體。同理，萬事萬物皆依實相本體而現，極性的萬事萬物就是非極性實相本體的相用（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像在鏡體上，像不能離鏡（可離非道也）。“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非極性道體的屬性就是“天命”，與非極性屬性相合（率性）就是與道合，就是道。佛陀稱為“聖智現量”，“常、樂、我、淨”、“不二隨順”、“平等本際”、“寂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