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十九世紀中期起，是中國近代史上最混亂的時期。內亂外戰，延綿不斷，政局動盪，國勢漸微，眼見皇位不保，清廷被迫變法以延帝祚，雖苦心經營，亦難挽頹勢，終於在督撫的脅迫和革命黨起義這兩股力量的衝擊下一朝瓦解。在導致清帝遜位的政治角力中，督撫、他們手裡的新軍及他們所代表的地方勢力起著從內部瓦解朝廷的作用，不容小覷。實際上，在辛亥起事前十一年，大權在握的督撫們已經不露聲色地與清廷分庭抗禮，庚子年的“東南互保”與造反無異，清廷竟無奈地忍受了朝臣的羞辱。地方勢力的興起與他們擺脫朝廷控制的能力逐漸增強，成了晚清政治的一大特色，它奠定了清末憲政預案中地方自治的民意基礎。共和後，尤其是在袁世凱逝之後，地方勢力的進一步壯大，使得在中國出現了兵權在省，立法與財政權在省，中央政府無兵無錢，國家的政治重心在省一級。此時的共和中國，實際上成了一個鬆散的聯邦國家。在共和八年之前，人們談及共和中國的使用某省、某派，而共和八年之後，人們才看到了“一箇中國”。”

——共和一百年《歷史雜評》評論員清教徒STG44《時代的進行曲》。

“……從清末的督撫到民初的都督，再到共和五年的督軍，雖然幾經易名，但督軍制這種集地方軍政財各項大權於一體的特質始終未變。這種地方統治制度猶如中國古代西周時期的分封制，必然因為地方擁有相對獨立的權力而成為左右或威脅中央的敵對勢力。事實上也果真如此，當督軍們感到自己實力不夠的時候，他們會暫且服從中央政府的統治和調遣，而一旦他們感覺有足夠的實力和中央抗衡，則可能隨時通電脫離中央、動輒擁兵自重，自立門戶，或以獨立威脅或左右中央政局；而各督軍彼此之間則常常會因為勢力的不均衡而不斷髮生摩擦，動輒兵戎相見。在他們的相互火併中首當其衝遭殃的是老百姓。因而，督軍制的存在就像生長在中國政治體制中的一顆毒瘤，是國家民族水深火熱的淵藪。所以，中國必須先廢督而後裁兵，非廢督則兵不能裁，非裁兵則民不堪合！兵不裁則無和平，無和平則難統一。廢督裁軍勢在必然！”

在國務院的會議室內呂仁有些激動的提出了“廢督裁軍”的建議。如果說現在的京城誰的風頭正勁，恐怕當數身為國家統一委員會主席的呂仁，在全國，恐怕無人不知這個在國會之中帶頭提出驅逐滿清皇室出宮的呂議員。

“中國只需要一個領袖！黎元洪無能！段祺瑞剛愎！蓀文空談！至於政界名流，個個行禍國殃民之舉！試問諾大中國誰人能擔起興國之責！除司馬先生外別無二人！”

數月前二屆國會選舉時，呂仁在接受西北廣播電臺的專訪時侃侃而談，更是以其尖牙毫不留情而名聞國內，一句話把中國政界上下得罪個透頂，這種話恐怕只有呂仁能說的出來，不過大多數亦明白其說的是句大實話，儘管對於最後一句並不能贏得他人的贊同。

而現在更是又因第一個提出“驅逐清室、沒有旗產”，而享有“中國排滿急先鋒”之“美名”，其在輿論的眼中，在復興黨內幾乎與身為黨務秘長的楊永泰平起，被視為復興黨內激進派的的代表人物。

“廢督裁軍！”

聽到這個名詞蔡鍔先是一愣，隨即朝司馬看了一眼見其並不驚訝之色，隨即明白在此之前司馬已經知道此事。

廢督裁軍對西北並沒有任何影響，一直以來西北奉行軍人絕不幹政，而自蔡鍔出任邊防軍總指揮後，為進明確軍人絕不幹政規定，明文將其寫入軍法，軍人涉政只有一個選擇，脫下軍裝，否則就老老實實的做你的軍人，不涉政務被奉為邊防軍軍官基本榮譽。

“廢督裁軍就是廢除督軍制、裁中央以及各省冗兵。當前中央政府陸軍的中央師的正式番號從1至29，另有新建模範軍15個師，暫編師10餘個，總計番號近60個，這些部隊良莠不齊，除保留精銳按過慣例整編外，其他一率解散返鄉或充實移民農場。未來以邊防軍為核心建立國防軍！”

在國務院會議室內呂仁有些激動的提出了“廢督裁軍”的建議，現在作為司馬的政務幕僚“國家統一委員會”的呂仁，一直以來所置力的就是實現國家的真正統一，而“廢督裁軍”則是一切的根本，同樣只有實現國家的統一，呂仁才能從“國統委”這個增雞肋的議會機構中抽身，到自己更心意的委員會任職。

呂仁的話在會議室內引起得眾人交頭接耳，儘管對於目前中國的這種督軍制，不同方面人士都曾表示過憎恨。而國民以及輿論界都將希望寄託于軍隊國家化程序與國防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