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不成問題了，都革命了，浩浩蕩蕩。

問題倒在我自己的落伍。還有一點小事情。就是，我先前的弄“刀筆”的罰，現在似乎降下來了。種牡丹者得花，種蒺藜者得刺，這是應該的，我毫無怨恨。但不平的是這罰彷彿太重一點，還有悲哀的是帶累了幾個同事和學生。

他們什麼罪孽呢，就因為常常和我往來，並不說我壞。凡如此的，現在就要被稱為“魯迅黨”或“語絲派”，這是“研究系”〔8〕和“現代派”宣傳的一個大成功。所以近一年來，魯迅已以被“投諸四裔”〔9〕為原則了。不說不知道，我在廈門的時候，後來是被搬在一所四無鄰居的大洋樓上了，陪我的都是書，深夜還聽到樓下野獸“唔唔”地叫。但我是不怕冷靜的，況且還有學生來談談。然而來了第二下的打擊：三個椅子要搬去兩個，說是什麼先生的少爺已到，要去用了。這時我實在很氣憤，便問他：倘若他的孫少爺也到，我就得坐在樓板上麼？不行！沒有搬去，然而來了第三下的打擊，一個教授微笑道：又發名士脾氣了〔10〕。廈門的天條，似乎是名士才能有多於一個的椅子的。“又”者，所以形容我常發名士脾氣也，《春秋》筆法〔11〕，先生，你大概明白的罷。還有第四下的打擊，那是我臨走的時候了，有人說我之所以走，一因為沒有酒喝，二因為看見別人的家眷來了，心裡不舒服。

〔12〕這還是根據那一次的“名士脾氣”的。

這不過隨便想到一件小事。但，即此一端，你也就可以原諒我嚇得不敢開口之情有可原了罷。我知道你是不希望我做醉蝦的。我再鬥下去，也許會“身心交病”。然而“身心交病”，又會被人嘲笑的。自然，這些都不要緊。但我何苦呢，做醉蝦？

不過我這回最僥倖的是終於沒有被做成為共產黨。曾經有一位青年，想以獨秀〔13〕辦《新青年》，而我在那裡做過文章這一件事，來證成我是共產黨。但即被別一位青年推翻了，他知道那時連獨秀也還未講共產。退一步，“親共派”罷，終於也沒有弄成功。倘我一出中山大學即離廣州，我想，是要被排進去的；但我不走，所以報上“逃走了”“到漢口去了”的鬧了一通之後，倒也沒有事了。天下究竟還有光明，沒有人說我有“分身法”。現在是，似乎沒有什麼頭銜了，但據“現代派”說，我是“語絲派的首領”。這和生命大約並無什麼直接關係，或者倒不大要緊的，只要他們沒有第二下。倘如“主角”唐有壬似的又說什麼“墨斯科的命令”〔14〕，那可就又有些不妙了。

筆一滑，話說遠了，趕緊回到“落伍”問題去。我想，先生，你大約看見的，我曾經嘆息中國沒有敢“撫哭叛徒的弔客”〔15〕，而今何如？你也看見，在這半年中，我何嘗說過一句話？雖然我曾在講堂上公表過我的意思，雖然我的文章那時也無處發表，雖然我是早已不說話，但這都不足以作我的辯解。總而言之，現在倘再發那些四平八穩的“救救孩子”似的議論，連我自己聽去，也覺得空空洞洞了。

還有，我先前的攻擊社會，其實也是無聊的。社會沒有知道我在攻擊，倘一知道，我早已死無葬身之所了。試一攻擊社會的一分子的陳源之類，看如何？而況四萬萬也哉？我之得以偷生者，因為他們大多數不識字，不知道，並且我的話也無效力，如一箭之入大海。否則，幾條雜感，就可以送命的。民眾的罰惡之心，並不下於學者和軍閥。近來我悟到凡帶一點改革性的主張，倘於社會無涉，才可以作為“廢話”而存留，萬一見效，提倡者即大概不免吃苦或殺身之禍。

古今中外，其揆一也。即如目前的事，吳稚暉〔16〕先生不也有一種主義的麼？而他不但不被普天同憤，且可以大呼“打倒……嚴辦”者，即因為赤黨要實行共產主義於二十年之後，而他的主義卻須數百年之後或者才行，由此觀之，近於廢話故也。人那有遙管十餘代以後的灰孫子時代的世界的閒情別緻也哉？

話已經說得不少，我想收梢了。我感於先生的毫無冷笑和惡意的態度，所以也誠實的奉答，自然，一半也藉此發些牢騷。但我要宣告，上面的說話中，我並不含有謙虛，我知道我自己，我解剖自己並不比解剖別人留情面。好幾個滿肚子惡意的所謂批評家，竭力搜尋，都尋不出我的真症候。所以我這回自己說一點，當然不過一部分，有許多還是隱藏著的。

我覺得我也許從此不再有什麼話要說，恐怖一去，來的是什麼呢，我還不得而知，恐怕不見得是好東西罷。但我也在救助我自己，還是老法子：一是麻痺，二是忘卻。一面掙扎著，還想從以後淡下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