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從考上臺北商專以後，便一直寄住在教授的家裡。本來，學校裡的教授和學生之間，應該是很少建立這樣親近的關係的，可是因為這位在學校擔任人事主任的教授非常同情我的遭遇，也很瞭解我家裡的經濟困境，於是就建議我到他家的閣樓上住，不必付房租，只要有空時幫他做做家務事就行了。

之前為了挖礦，遇到沒課或假日時還常常往家裡跑，礦坑發生災變後，教授見我回家的時間變少，一問之下，才知道礦坑的工作已經沒辦法為我家帶來經濟支援，於是好心的教授就開始替我留意打工的機會。

生命中的第二個奇遇

有一天，會統科主任許留芬教授告訴我，在臺北東園街的砍頂，有一個高爾夫球場需要年輕的小夥子當球僮，我二話不說，很高興地答應了這門差事。當年，這個名為“臺北球場”，設址在現今青年公園的高爾夫球場，是軍中將官最愛去的休閒場所；大自球場經理，小到撿球的球僮，多半是外省籍人士。所以，對於我這個臺灣窮孩子而言，能夠有機會進去當球僮，可說是非常難得的機會。

更值得珍惜的是，在一個湊巧的機緣下，我成為了企業經營之神王永慶先生的球僮，而且一做就做了五年。從他身上，我學到了很多做人處事的原則和方法。

當時，我每天凌晨四點就起來，騎著一部破破爛爛的腳踏車到球場去替王永慶先生撿球。由於王永慶先生非常節儉，球僮即使弄掉一顆球也會被他罵；而且他老人家習慣在天還沒亮、伸手不見五指的清晨打球，所以球場裡球僮人數高達五六十個之多。但是，因為大家都沒把握能夠找到球，所以往往連一個敢背王永慶先生球袋的人都沒有。

我仗恃著年紀輕、臉皮厚不怕被罵，還有眼睛不錯的優點，戰戰兢兢地當起王永慶的球僮。為了找球，我還特地帶著一支手電筒，只要遠遠看見手電筒的光線，大家就知道王永慶先生和夫人李寶珠在打球了，非常有意思。此外，深恐丟球的我，還發展出一套配合“瞎子打球”的獨門技術，叫做“聽聲辨球”。每當我估計小手電筒的光線可能即將照不到球將要落下的位置，在王永慶先生揮杆時，我便閉起眼睛，靜下心來，仔細傾聽小白球往哪個方向飛，每一次都可以很順利把球的位置找出來。

我還記得，我剛上工的第一天，第一顆球就跟掉了。可能是太緊張的緣故，換杆的時候還手忙腳亂地換錯，真的很臭。多虧王永慶先生他老人家說了一句安慰我的話：“不要急，等一下把球找回來就好了。”我才慢慢恢復正常，乃至後來表現得越來越好。

球弟生涯換得人生成長經驗

據說，王永慶先生是自臺北球場開球以來最早打球的球友，而且他比公務員還要勤快，幾乎是天天到這裡來報到，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只有除夕和大年初一不打球。這份持之以恆的精神，令身為年輕人的我感到十分敬佩。

就這樣，我替王永慶先生撿了五年的球。在這五年期間，我總共只掉過兩顆球，算是非常完美的記錄。而在臺北球場裡，除了王永慶先生，我還看到過何應欽、吳火獅、陳茂榜、林燈先生，還有現在經營金石堂書店、從前以製作YKK拉練聞名的周先生。其中，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何應欽居然是拿著柺杖打球的，真是另類極了。

當時，臺北球場的高爾夫球場是九個洞，王永慶先生從清晨四點開球，打到七點半，通常會繞兩圈打完十八個洞才結束。在二十幾年前，王永慶打十八洞的平均記錄是九十杆，體力和技巧比起一般的年輕人，可是一點都不遜色。

雖然王永慶先生捨不得掉球，但他老人家對小費倒是挺大方的，常常會多付一倍給我。我想，一顆高爾夫球不過值20元，而他每次卻寧願多給我50元，也不願多掉一顆球，對我非常慷慨。打到第七或第八個洞時，他就問我：小蔡，上課來得及嗎？我說：王伯伯，七點半了。王永慶就會停下來，不再打球了。雖然一般人給的小費只有50元，王伯伯卻給我100元，我去上課。能唸完臺北商專，我真是非常感謝他老人家的慈悲與照顧。

我在想，王永慶先生捨不得掉一顆球，他堅持的是一貫勤儉的理念，王永慶先生只是執著地實行著一種“不要浪費”的生活原則。在他的價值觀裡，與其把物質白白浪費掉，不如拿來做更有用的事。

當時，雖然王永慶先生很少和我交談，但他從相處間知道了我的家庭環境非常貧苦；而我做事態度的認真，相信他老人家也察覺出來。我想，這就是他多給我小費的原因吧！只是我們都心照不宣。

只要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