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產業的那個年月，箍桶匠才四十上下，同一位富裕的板材商的女兒結婚不久。格朗臺把手頭現款再加上妻子的陪嫁，湊成一筆兩千金路易的資本，攜款直奔縣政府；他用岳父給的二百枚面值加倍的金路易，從監賣國有地產的兇狠的共和政府官員手中，廉價買到區裡最好的幾片葡萄園，一座修道院和幾塊按收成交租的分種地。這種便宜交易儘管不公道，卻是合法的。索繆城的居民本來就沒有什麼革命思想，他們把格朗臺老爹看成敢作敢為的共和黨，熱衷於新潮流的愛國派。其實箍桶匠只看中葡萄園。他被任命為索繆地區行政機構的委員。他的息事寧人的處世態度對當地的政治和商業都產生過明顯的影響。政治上他包庇貴族，千方百計阻撓當局拍賣流亡貴族的產業；商業上他承包供應共和軍一、兩千桶白葡萄酒，共和政府把原來打算留作最後一批拍賣的地產，幾片屬於一家女修道院的肥沃的草場，劃到他的名下，算是付給他的酒錢。到拿破崙的執政府上臺之時，好好先生格朗臺被委任為市長；他治理有方，葡萄園的收成更好上加好。拿破崙稱帝之後，格朗臺成了無職無權的白丁先生。皇帝不喜歡共和黨，有“紅帽子”嫌疑的格朗臺的職務於是被一位有貴族頭銜的大地主接替；那人後來在第二帝國時期被晉封為男爵。丟掉官職，格朗臺先生並不惋惜。他當政時已經為民造福，修了好幾條高質量的公路，從城裡直達他在鄉下的產業。他的產業在丈量登記時佔了很大的便宜，只需繳納微薄的稅金。他在各處的莊園自從官方登記上冊之後，靠他持久而精心的耕作，都成了享譽一方的“尖子”，這一術語專指那些能生產極品佳釀的葡萄園。為此，他簡直有資格申請榮譽團的勳章。免職發生於一八○六年，當時格朗臺先生五十七歲，他的妻子三十六歲，他們合法愛情的結晶、獨一無二的寶貝女兒才十來歲。大約是老天爺憐恤他丟官，想給他一點安慰吧，那一年他接連得到三筆遺產：先是他的岳母谷迪尼埃太太的，然後是他妻子的外公拉倍特里埃先生的，最後是格朗臺自己的外婆讓蒂葉太太的。三筆遺產數目有多大？誰都不知道。三位老人生前愛錢如命，長期以來積金攢銀，私下裡以把玩金銀當消遣。拉倍特里埃把放債叫揮霍，總覺得守著金錢比放高利貸實惠。所以索繆城的居民只能根據面上的收入估算他們究竟有多少積蓄。於是格朗臺先生得到新貴的頭銜，那是我們拚命講平等也抹煞不了的殊榮，他成了當地最舉足輕重的納稅人。他經營的葡萄園總共有七十公頃，遇上好年景，可以生產七、八百桶好酒。他還有十三處按年成交租的分種地和一座老修道院。為了省錢，他把修道院的門窗連同彩繪玻璃大窗統統用磚砌死，既可以免稅，還便於儲存，他還有八、九十公頃草場；一七九三年，他在那裡種了三千株白楊。他現在住的房子也是他買下的產業；這些都是面上的財產。至於他手頭的資金，只有兩個人知道大致的數目：替格朗臺先生放債的公證人克呂旭先生和索繆城裡最殷實的銀行家格拉珊先生。格朗臺只在他認為合適的時候才私下裡同格拉珊做點賺錢交易。在內地，若想得到別人的信任，或者若想發財，就得像克呂旭先生和格拉珊先生那樣守口如瓶。儘管他們從不露半點口風，但是他們公然對格朗臺先生畢恭畢敬的態度，也足使旁觀者揣度前任市長財力的雄厚。索繆城裡人人相信格朗臺家有個堆滿錢財的秘密金庫，並且傳說他每天深夜要去察看成堆的金銀，從中得到無法形容的快慰。愛財如命的人看到格朗臺的眼睛裡透出一股彷彿已被染上金色的黃澄澄的目光，更相信這事決非虛傳。大凡習慣於靠利滾利賺大錢的人，總不免跟色鬼、賭徒或馬屁精一樣，眼神中自有一些難以界定的習性，躲躲閃閃、貪得無厭、神秘莫測的表情，跟他們有相同癖好的人一眼就能識別。這種心心相通的暗語好比是著迷於酒色財氣的人們之間通用的行話。格朗臺先生從不欠誰的人情；為了收成，要製作一千隻酒桶還是五百隻酒桶，老箍桶匠兼種葡萄的老手，計算起來精確得好比天文學家；他從來不曾打錯算盤，每逢酒桶的市價比酒價還高的時候，他總有酒桶出售，並設法把自己的葡萄酒藏進地窖，等酒價漲到二百法郎一桶他再丟擲，而一般小地主早在五路易一桶時，就把酒售空了。所以格朗臺先生博得大家的敬重。一八一一年的收成是臭名遠揚的，那年他明智地緊收慢放，把貨一點一點賣出去，一次收成就給他賺了二十四萬法郎。說到理財的本領，格朗臺先生像猛虎，像大蟒。他懂得躺著、蹲著，耐著性子打量獵物，然後猛撲上去，開啟血盆大口的錢袋，把成堆的金幣往裡倒，接著又安靜地躺下，像填飽肚子的蛇，不動聲色地、冷靜地，按步就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