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中國共產黨“二大”關於“全國代表大會每年由中央執行委員會定期召開一次”的規定，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在一九二三年五月發出通知，決定在“下月”——六月，在廣州召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

羅章龍是出席中國共產黨“三大”的代表。筆者曾採訪過他。據羅章龍回憶，他當時接到一封署名“鍾英”的信，要他出席中國共產黨“三大”。所謂“鍾英”，如前述及，也就是中央的諧音，“中國共產黨中央”之意。

羅章龍是從北京經天津乘海輪到達上海，再乘船前往廣州。到了廣州，羅章龍悄然找“管東渠”先生接頭。

所謂“管東渠”，也就是中國共產黨廣東區委的諧音代號。

中國共產黨“一大”、“二大”是在上海召開，但是這一次“三大”卻改在廣州召開。所有中國共產黨“三大”代表，都由“管東渠”安排在廣州的食宿。

中國共產黨“三大”在廣州召開，是因為在“西湖會議”之後，中國共產黨決策實行“國共合作”，而廣東當時是國民黨的“大本營”。

國民黨的勢力進入廣東，是在一九二○年。這年二月，駐粵的滇（雲南）系軍閥和桂（廣西）系軍閥之間發生武裝衝突，孫中山趁機策動駐閩的粵軍將領陳炯明回師廣東。十月二十九日，粵軍奪回廣州。十月三十一日，孫中山任命陳炯明為廣東省省長兼粵軍總司令。十一月二十五日，孫中山離滬赴粵。於是，廣州也就成了國民黨的“大本營”。

然而，軍閥反覆無常。一九二二年六月十六日凌晨二時，坐落在廣州觀音山的孫中山總統府突然遭到陳炯明部隊四千多人的襲擊。在猛烈的炮火中，總統府化為一片廢墟。陳炯明原本打算一舉摧毀孫中山政權。在萬分緊急之中，孫中山被迫連夜登上“寶璧”號軍艦直駛黃埔，然後換乘“永豐”由於“永豐”艦在這一戰鬥中立下歷史性功勳，在孫中山去世後，被命名為“中山”艦。艦，與叛軍相持。

孫中山急電正在浙江寧波的蔣介石：“事緊急，盼速來。”蔣介石趕赴廣州，登上“永豐”艦。孫中山授以海上指揮全權。蔣介石指揮反擊陳炯明。在那些日子裡，蔣介石侍立在孫中山左右，深得孫中山的信任。八月十八日，蔣介石護送孫中山前往上海。蔣介石抓住這個難得的機會，寫了《孫大總統廣州蒙難記》，並請孫中山作序。從此，蔣介石有了一筆令人垂羨的政治資本，常以孫中山的“好學生”的“光輝形象”出現於社會公眾面前。孫中山任命蔣介石為大本營參謀長，使蔣介石進入了國民黨高層領導之中。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孫中山藉助於滇軍楊希閔、劉鎮寰的力量，打敗了陳炯明。一九二三年三月，孫中山又重返廣州。於是，廣州再度成了國民黨的“大本營”。

中國共產黨也在廣州發展力量，建立了“管東渠”——廣東區委。就在孫中山重回廣州前不久——一九二三年二月二十六日，陳獨秀在參加“西湖會議”之後，也從杭州來到廣州。

這樣，國共兩黨的首腦，都坐鎮廣州。

對於國共合作，雖然共產國際代表馬林極力主張，而且在“西湖會議”上得到五位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的認可，但是在全黨思想上並未統一。即便是在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之中，也有好幾位只是基於服從共產國際領導這一點而認可國共合作，在思想上並未弄通。正因為這樣，共產國際代表馬林主張把討論國共合作，作為中國共產黨“三大”的主題。

既然中國共產黨“三大”要著重討論國共合作，而且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長陳獨秀在廣州，所以在廣州召開當然是最合適的。

一九二三年六月十二日至二十日，中國共產黨“三大”在廣州永漢路太平沙“看雲樓”召開。

這“看雲樓”，並非古寺名樓，只是因為門口貼了“看雲樓”三個字而得名。這“看雲樓”是陳獨秀在廣州的住所，那三個字也出自陳獨秀筆下。陳獨秀給住所取名“看雲樓”，大抵是要在那裡“看”中國變幻莫測的風“雲”。陳獨秀住所有個大客廳，成了中國共產黨“三大”的主會場。會議有時也改在離那裡不遠的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在廣州的住處“春園”召開。

比起中國共產黨“一大”、“二大”在上海召開時那種時刻提防特務、巡捕的緊張氣氛來說，中國共產黨“三大”要寬鬆得多。因為廣州是在國民黨控制之下，對中國共產黨採取友好的態度。

中國共產黨“三大”的代表，比起中國共產黨“一大”、“二大”要多得多。出席會議的代表，多達三十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