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接受，議定每月的編輯費和稿費二百元，月出一本，就是《新青年》（先叫做《青年雜誌》，後來才改為《新青年》）’。……《新青年》愈出愈好，銷數也大了，最多一個月可以印一萬五六千本了（起初每期只印一千本）。”汪原放：《回憶亞東圖書館》，三二頁，學林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陳獨秀獨挑重擔，《青年雜誌》在一九一五年九月十五日出版了創刊號。

陳獨秀寫了創刊詞《敬告青年》，鮮明地向青年們提出六點見解：

一、自由的而非奴隸的；

二、進步的而非保守的；

三、進取的而非退隱的；

四、世界的而非鎖國的；

五、實利的而非虛文的；

六、科學的而非想象的。

陳獨秀指出：“國人而欲脫矇昧時代，羞為淺化之民也，則急起直追，當以科學與人權並重。”他以為科學與人權（民主）乃“若舟車之有兩輪焉”。這樣，《青年雜誌》一創刊，就高高舉起了科學和民主這兩面大旗。

《青年雜誌》旗幟鮮明，思想活躍，文鋒犀利，切中時弊，很快就在讀者中產生了廣泛影響，發行量扶搖直上。

一年之後，《青年雜誌》改名《新青年》。改名的原因，如汪原放在《回憶亞東圖書館》一書中所述：“我還記得，我的大叔說過，是群益書社接到上海青年會的一封信，說群益的《青年雜誌》和他們的《上海青年》（週報）名字雷同，應該及早更名，省得犯冒名的錯誤。想不到‘因禍得福’，《新青年》雜誌和他們的宗教氣十分濃厚的週報更一日日的背道而馳了。”《青年雜誌》更名為《新青年》後，其名聲更加響亮，提倡新思想、新文化，為新青年服務。《新青年》“一枝獨秀”，使陳獨秀聲名鵲起。

第二部分：前奏蔡元培“三顧茅廬”

北京，離天安門不遠處的西河沿，一家中等的中西旅館。清早，一位年近半百有著紳士風度的人物，內穿中式對襟襖，外穿呢大衣，一副金絲邊眼鏡，長長的山羊鬍子，前往中西旅館，探望六十四號房間的旅客。“他還沒起床吧！”茶房答道。“不要叫醒他，不要叫醒他。”來客用浙江紹興口音連連說道，“請給我一張凳子，我坐在他的房間門口等候就行了。”六十四號房間的旅客是一位忙碌的人物，白天不見蹤影，夜間又要看戲，遲遲才歸。唯早晨貪睡晚起。那位訪客來過幾回未遇，索性一大早起來，在房間門口坐等。

那位忙碌的旅客非別人，陳獨秀也。一九一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他和亞東圖書館老闆汪孟鄒同車離滬赴京，為的是在北京為亞東圖書館招股，募集資金。那位坐在門外靜候的人，比陳獨秀年長十一歲，當年名滿華夏。此人來歷不凡，清朝光緒年間（一八九二年）的進士，授翰林院編修。這位受四書五經薰陶的書生，居然舉起反清義幟，於一九○四年任革命團體光復會會長。翌年，加入孫中山的同盟會，成為上海分部的負責人。辛亥革命後，被孫中山委任為南京臨時政府教育總長。此後，袁世凱當權，他憤而棄職，遊學歐洲。回國後，於一九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被任命為北京大學校長。此人便是蔡元培。蔡元培深知單槍匹馬赴任，難以駕馭那舊勢力盤根錯節的北京大學。這所由建立於一八九八年的京師大學堂發展而來的最高學府，封建餘孽頗為猖獗。那辜鴻銘居然拖著長辮子走上講壇，那劉師培言必稱“孔孟”……蔡元培思賢若渴，尋覓一批新思想、新文化的新人物，作為新興北京大學的棟樑之才。

在這個當口，蔡元培見到北京醫專校長湯爾和。湯爾和早在一九○二年留學日本時便與陳獨秀相識。湯爾和當即推薦了陳獨秀——儘管湯爾和後來跟陳獨秀並無多少來往。湯爾和是從《新青年》雜誌上識得陳獨秀的才氣，因此把十多本《新青年》交給蔡元培，說道：“你看看《新青年》——那是陳獨秀主編的。”

一九○四年十二月，在上海，蔡元培與陳獨秀有過一面之交，他們都是暗殺團成員。此後多年沒有交往。這時，蔡元培讀了《新青年》，深深佩服陳獨秀的睿智和博學，尤愛陳獨秀的新思維、新見識，決定聘任陳獨秀為北京大學文科學長。事有湊巧，陳獨秀到京後，曾去北京大學看望過沈尹默。沈尹默把訊息告訴蔡元培。蔡元培得知陳獨秀來京就趕緊前往拜訪。就在蔡元培獲得北京大學校長正式任命的當天上午，蔡元培就去中西旅館看望了陳獨秀。與陳獨秀同住的汪孟鄒在日記中曾寫道：“十二月二十六日，早九時，蔡孑民（引者注：蔡元培號孑民）先生來訪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