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雜誌的編者的幾封信裡面，我想他甚至說過他對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並沒想得太多。李大釗在一九一八年和一九一九年間，已經開始寫文章稱頌俄國的布林扎維克（引者注：即布林什維克）的革命了，所以陳獨秀比起李大釗來，在信仰社會主義方面卻是一位後進。

“陳獨秀在和北京警察搞了一段不幸的關係之後（引者注：指北京警察逮捕陳獨秀），便離開北京，一去不復返了。其後只有一兩次他喬裝路過北京〔但未停留〕，數年之後他在有一次秘密路過北京時，曾來看我。但是無論怎樣，自一九二○年一月以後，陳獨秀是離開我們北京大學這個社團了。他離開了我們《新青年》團體裡的一些老朋友；在上海他又交上了那批有志於搞政治而傾向於馬、列主義的新朋友。時日推移，陳獨秀和我們北大里的老夥伴，愈離愈遠。我們也就逐漸的失去我們的學報。因為《新青年》雜誌，這個〔傳播〕‘中國文藝復興’的期刊，〔在陳氏一人主編之下〕在上海也就逐漸變成一個〔鼓吹〕工人運動的刊物，後來就專門變成宣傳共產主義的雜誌了。”

胡適諷刺重新整理後的《新青年》雜誌，“差不多變成了《Ｓｏｖｉｅｔ　Rｕｓｓｉａ》（引者注：即當時一本進步的英文刊物《蘇維埃俄羅斯》）的漢譯本”！兩位“老夥伴”不光擺開“鉛字陣勢”，在報刊上鏖戰不休，而且見了面，一個講蘇俄好，一個講美國好，也爭個沒完沒了。陳獨秀摯友汪孟鄒之侄汪原放的一段回憶，惟妙惟肖地勾畫出這對“老夥伴”之間無可挽回的分裂。那是一九二五年冬，胡適來到上海治痔瘡，借住於亞東圖書館。汪原放回憶道：“這位總書記（引者注：指陳獨秀）有時會在夜間悄悄地來看望這位‘五四’時期的盟友。可是每次見面，總是以兩人激烈的爭吵而告終。一個講社會主義好，另一個講資本主義好；一個講馬克思主義，另一個講實用主義（引者注：應為實驗主義）；一個講蘇聯如何如何，另一個講美國如何如何，各不相讓。有一天他們爭得面紅耳赤，大概胡適被陳獨秀的批駁刺痛了，他一下子站起來……氣急敗壞地用手杖在地板上篤篤敲了幾下，但他畢竟忍住了氣，用紳士風度說了句：‘仲甫，我有事，你坐罷！’下樓去了。陳獨秀氣呼呼坐了好一會……也去了。……過不了幾天，陳獨秀會再來，重新挑起一場爭論。”在《新青年》的“老夥伴”之中，倒是魯迅仍與陳獨秀同行。陳獨秀一回回寫信給周作人，請周作人敦促魯迅為《新青年》寫小說：“我們很盼望豫才先生為《新青年》創作小說，請先生告訴他。”（一九二○年三月十一日函）“魯迅兄做的小說，我實在五體投地的佩服。”（一九二○年八月二十二日函）“豫才兄做的小說，實在有集攏來重印的價值，請你問他，倘若以為然，可就《新潮》、《新青年》剪下，自加證正，寄來付印。”（一九二○年九月二十八日函）正因為這樣，魯迅後來在一九三三年六月上海天馬書店出版的《創作的經驗》一書的《我怎麼做起小說來》一文中，這麼提及陳獨秀：“但是《新青年》的編輯者，卻一回一回的來催，催幾回，我就做一篇，這裡我必得記念陳獨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說最著力的一個。”《魯迅選集》第三卷，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新青年》是當年享有崇高威信、發行甚眾的雜誌，它的急劇地向“左”轉，使馬克思主義的影響迅速推及全國。

第四部分：初創跟張東蓀展開大論戰

在大動盪之中，分化是必然的。不光是“老夥伴”胡適轉向，“新夥伴”張東蓀也轉到了對立面。陳獨秀的《論政治》之中，點了胡適的名，也點了幾個月前還在新漁陽裡六號高談社會主義的張東蓀的名。

就在《論政治》剛剛發表，英國的一位名人受梁啟超之邀，來到中國講學。他叫伯特蘭·羅素（Ｂｅｒｔｒａｎｄ　Ｒｕｓｓｅｌｌ，一八七二年至一九七○年）。他成為名人，由於他同兼三種身份：他是道地的數學家，曾與懷特海合著《數學原理》三卷，他的“羅素悖論”對二十世紀的數學產生過頗大的影響；他又是一位唯心主義哲學家，創立“中立一元論”，在當時被譽為世界三大哲學家之一；他又反對侵略戰爭，倡導世界和平，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曾被判刑下獄，獲得人們的同情和讚頌。這麼一位大名人光臨中國，自然引起一番熱鬧。羅素在中國各地演講，鼓吹“基爾特社會主義”。基爾特——Ｇｕｉｌｄ，亦即行會。“基爾特社會主義”，亦即勞資合作的改良主義。張東蓀是梁啟超的“老夥伴”，一起創辦《解放與改造》雜誌，同創“研究系”。當這位由梁啟超請來的貴客前往湖南講演時，張東蓀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