勉強的根據：一條是“道不同不相為謀”，各人按自己的志向做人，不必考慮結局；一條是“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從商風險太大，太不確定，於是孔子也被迫選擇跟著志趣走；一條是“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正是因為大多數人都做不到，所以行善的人才顯出偉大，這也就是他們的價值。

很顯然，寫史重在史觀，“個體選擇”、“被迫為之”、“難能可貴”三個理由用於道德說理可以，但如果用來建構史觀、指導歷史敘述卻極其困難。

“司馬遷之惑”所針對的價值與得失的衝突、理想與現實的衝突，其背後是人類程序的一種必然規律。對這個規律的認識，有助於理解中國目前轉型程序的關鍵任務。

人的管理，實質就是慾望的管理，透過管理實現慾望的釋放與管束。釋放慾望，可以激發人無窮的創造力；慾望的滿足可以帶來幸福感，慾望的不滿會帶來痛苦。於個體而言，慾望滿足往往是暫時的，而痛苦卻是經常的；於群體而言，慾望的創造力與破壞力並存。因此，慾望這把雙刃劍需要約束。

事實上人類一直在尋找管束慾望的方法，以保證社會運作的正常，保證人們痛苦的減輕與幸福感的增進。在這個找尋過程中，各民族的智者都貢獻了智慧，其中一些幸運的智者的思想成了宗教，併成為約束慾望最有效的方法。時至今日，凡有生命力的宗教無不在約束人的慾望。

在釋放與約束消長往復的漫漫歷史程序中，每個人心中都有了神龕，不同的是龕中的“神”不同。在中國長期居於統治地位的儒家思想，不算嚴格意義上的宗教，因而中國人心中的神龕中沒有一個具體的神，但神龕卻不是空的，仁、義、禮、智、信居於其中，它們是中國人心中的“理神”。與其他民族的神一樣，起著約束慾望的作用。

當約束慾望的價值觀成為個人與社會的普遍價值時，約束自己的慾望的人可以由此獲得內心的自我犒賞和社會的精神犒賞，於是產生極大的幸福感。久而久之，這種精神需要變成另一種慾望，宗教或道德也獲得不依存於物質得失的發展動力，對人的征服更加有力，人類也漸漸成了有普遍宗教性的動物。但是，當現實得失與精神價值有巨大落差時，就會出現對價值的懷疑，這就是“司馬遷之惑”。

人類總是在釋放慾望與管束慾望之間找到一個平衡，如果完全用精神的標準，想建立一個價值理想國，社會將喪失活力，走向衰亡。如果完全用實用主義的標準，以絕對的利益得失比較，社會即使在短期內獲得發展，也將陷入物慾橫流，“形勢大好，人心大壞”的境地，最終走向破產。

今天讀《史記》，我們可以推斷，面對困惑的司馬遷做了兩個決定：其一，為《伯夷列傳》做總結時，完全不糾纏於天道存否，伯夷、叔齊賢否，而是絕對實用主義地總結出，伯夷、叔齊、顏淵如果不是孔子稱道他們，他們將寂寂無名，所以結論是，凡夫俗子“非附青雲之士”，名不能留於後世；其二，司馬遷在修史中所持的觀念，雖在輪廓上是儒家的，但其價值觀更多實用主義的成分，例如他對人的私慾的認識。

當然，這些年過去了，我們也應看到，“神”被換了幾輪的中國人心中的神龕，目前多是空的，從歷史規律來看，這樣發展是不可持續的，中國人呼喚幸福的聲音越來越強烈，折射出的，正是認識人生目的的渴望、對慾望制衡的渴望。這時，傳統文化的熱潮就顯得那麼自然。

女子穿開襠褲的漢朝後宮

言語如劍

漢靈帝（156…189）劉宏，東漢皇帝，公元168年即位。在其統治期間，黨錮之禍興起，宦官把持大權，公開標價賣官，肆意大興土木，百姓難以為生。中平元年（184年），爆發了聲勢浩大的黃巾起義。

漢靈帝劉宏的“靈”在諡法中解釋為：“亂而不損曰靈”，漢靈帝確實是個極度追求淫慾的皇帝。

靈帝繼位之後立宋氏為皇后。宋皇后是扶風平陵人，因為她性情平和，缺乏女人味而得不到靈帝的好感。但是又處在正宮的風口浪尖上，後宮裡受到寵愛的嬪妃都交相詆譭她。中常侍王甫枉殺勃海王劉恢及他的王妃宋氏，宋氏是宋皇后的姑母，王甫怕宋皇后遷怒於自己，就與太中大夫程阿誣陷宋皇后在宮廷裡挾巫蠱詛咒皇帝。靈帝正愁沒有廢去皇后的藉口，於是在光和元年收回她的璽綬，宋皇后不久憂慮而死。

接著宋皇后的父親以及兄弟全部被殺，宮中眾常侍及大小黃門在省署的人都暗中可憐宋皇后。有一天靈帝夢見已故的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