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曉得，在國中比你還要聰明，還要用功，還要貧寒的子弟實在不少。他們就是沒有像你有這樣一個哥哥，來替他們擔任學費。他們要想留學深造，唯一的一條路，就是爭取官費。多一個官費空額，就可以多造就一個有為的青年。他們請求官費，確是一種需要，和你不同。你是否應當細細地考慮一番，是不是還想用你的人事關係，來佔據這樣一個官費空額？我勸你不必再為此費心，我既然答應擔負你的學費，如何節省籌款，都是我自己的事，你只應當安心地用功讀書就行！

事實上，丁文江當時沒有這筆錢，不得已，他把北京的房子賣掉。丁文淵沒有辜負兄長的厚愛，學成歸國後，兩度出任同濟大學校長，為國家培養了一批批棟樑材。

丁文江絕不止在經濟上資助弟妹，在品德情操的培養上亦很重視。其弟丁文治回憶說：“他不願意我們的人格發展受他自己已成人格的限制，所以他時常將他自己的短處說給我們聽……因此，他和我們談做人和做學問的任何信念時，他是很有分寸的。”“他對我的惠益是一種長兄、嚴父、慈母、保姆、小學教員、中學教師、大學教授、社會上我所信仰的所注意的一位學者所總和起來的惠益。”

丁文江“求真求直”的品格，是朋友們交口稱讚的。任鴻雋與他是知交，為公家事（經費問題）兩人較過真。羅家倫執掌中大時，地質系鄭原懷教授是哈佛的博士，教書很好。後見南京房地產價格大漲，鬆懈了研究工作，去炒房地產了。這事本與丁文江無涉，可丁文江知道後親自登門，一面耐心開導，一面嚴正批評，警告他：“若你不趕快改弦更張，我便要請羅校長下學年不聘你！”鄭教授終於接受他的忠告，而且做出了成就。丁文江的不客氣也有名，別人誇他有能力時，他從不虛偽客套。他自喻“治世之能臣”。

丁文江喜歡發表不同的聲音。文人愛竹，愛作詩畫以頌，丁文江卻貶之：“竹是偽君子，外堅中卻空。成群能避日，獨立不經風。根細成攢穴，腰柔慣鞠躬。文人多愛此，聲氣想相同。”這些獨特的思維也反映在他對時政的認識上。某日蔣廷黻對丁說他應該做國防部長，丁不說不願意或不可以，他說他最喜歡做軍校校長。丁文江有難捨的軍事情結，認為中國的軍事教育比其他教育要落後，他曾到德、法兩國考察過軍事，精心研究過民國軍事，更心儀軍事教育。他從不隱瞞對政治的興趣，他認為“總統、總理、議員，都是應該少數的優秀分子去做的。”他認為知識分子應參政，“最可怕的是有知識有道德的人不肯向政治上去努力。”他對軍人（筆者理解多指軍閥）的認識也很獨特，他認為“許多軍人是愛國的，至少是想愛國的，有些實在是高度愛國的。”“他們也想救國，也想替社會造福，可惜他們沒有受過近代式教育。”　曹錕對士兵施小惠籠絡人心的技巧他就很欣賞。丁文江的坦誠有時讓人吃驚。他有一個“謬論”，認為“中國的問題要想解決非得書生與流氓配合起來不可。”“九·一八”事變後，《獨立評論》在丁文江的鼓動下應運而生。北平教育界人士有的主戰，有的主和。“主和最徹底的莫過於在君”。丁文江還敢給蔣介石出主意，寫了篇《假如我是蔣介石》，該文在唱“低調”的同時，又提出完成國民黨內部的團結，與共產黨休戰等3個條件。那“我們抗日的成功就可有十分的把握”。後來，國內主戰氣氛濃厚，加之日本軍閥的橫行和日本文治派的失敗，丁文江不再堅持己見，“對應戰的預備，他很感興趣”。

此外，在性道德觀上，他也不假道學。他主張人的“性本能”應得其正，不然，會失卻一個人的精神平衡，而影響一個人對社會的貢獻。他甚而認為娶妾也未嘗不可，但不要因此妨害本業。他為人寬容。他反對徐志摩再婚，不是再婚這件事本身，而是反對像徐志摩那樣一結婚便不能再好好工作。

丁文江的死，是“武士死戰場”式的。1935年歲末，丁文江應鐵道部長顧孟餘之請，到湖南探查粵漢鐵路沿線煤礦，夜宿時因煤氣中毒引起腦出血搶救無效，於次年1月5日逝世，時年49歲。丁文江的家族有不長壽的族史，多在五十中壽而終。丁文江擔心自己難逃厄運，在年屆“知天命”前預立了遺囑，請老友竹生為遺囑執行人。丁亡故後，竹公佈了丁文江的全部家底。他的財產只有8種股票，照市價變法幣為17070元。如此而已。足見這位當年顯赫一時的淞滬總辦的清白人生。更足稱道的是他的遺囑第五條：

五、於餘身故時，即以所故地之地方區域以內為餘葬地（踐諾當年詩句“人間到處有青山”，葬於長沙嶽麓山，筆者），所佔墳地不得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