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國定無奈坐下來，將自己所說的寫在紙上。作為市委書記，劉國定畢竟手頭有不少黨內“資源”，瞭解的黨員情況也多，但由於情況來得突然，他一時弄不明白許建業是怎麼被捕的？另外，特務找志成公司的人瞭解我的身份，證明特務們還不知道我的底細和身份。南岸永生錢莊的余天和李忠良是因為在農村武裝起義失敗後逃來重慶的，是按我劉國定前幾天的安排，他們也應轉移走了。現在我把他們供出來，特務會馬上去核查，那隻能是除了能證明有過這兩個人外，其他的什麼都得不到，這樣特務們也無法證明我是什麼人，充其也就量將我多被關幾天放出來吧！劉國定這麼一想，所以裝著很自然地承認自己是許建業發展的“新黨員”，供出了兩個根本抓不到的“同黨”。

“跟我們走！”特務收起劉國定的“供詞”，便吆喝著將期押到了渣滓洞。

“喂，喂喂！我什麼都不是，你們還不放我出去！劉國定一看到了監獄，內心很恐慌地衝甩袖而去的特務們喊道。

“老實等著再吧！”特務們頭也不回地告訴他，因為這些人與整天跟共產黨打交道，用他們的話說，你劉先生“玩”的這一套別想糊弄我們，是不是啥都不是，等我們抓住了另外兩個共黨後再核實了看情況吧！自許建業抓住後，所有本案的每一個細節，徐遠舉都親自過問，甚至直接處理。

4月7日，徐遠舉親自帶領特務趕到南岸海棠溪永生錢莊經理李量才家中，以劉國定的名義騙出李量才之子李忠良和余天，在問及劉國定所送信的內容時，李、餘所答不一，徐遠舉將二人帶回嚴審。

審訊室裡，李忠良經不住嚴刑拷打，在“殺頭”的威脅下，沒幾下用刑就一瓜腦當了可恥的叛徒。李忠良根本不“忠良”，從他口中供出的情況有：梁大達武裝起義領導人——鄧照明、王敏、陳以文和參加武裝起義的30多人；（2）在重慶一起參加抗暴活動的地下黨員劉國鋕的地址；（3）指認一起被捕的余天是梁大達起義後被通緝的鄧興豐；（4）與鄧興豐有關的重慶銀行地下黨員餘永安。

“這回不僅有好戲看了，而且必定是一場大戲了！”徐遠舉拿著李忠良供出的長長一串“共黨”名單，心頭萬分狂喜地對手下特務們說：“你們辛苦點，這回我有得給你們升官發錢的了！”

根據李忠良的交代，特務立即出動去捕抓劉國鋕和餘永安。徐永安的被捕過程很簡單，特務一到其所在的銀行，正在上班的餘永安一下被抓獲。可是特務們抓劉國鋕可是頗費了一番精力。

當年的老特務漆玉麟1972年9月5日四川省第二監獄接受有關部門審訊時有過特務們如何抓捕劉國鋕的詳細交代。漆說：“處長徐遠舉當依據劉國定的出賣情況，當指派偵防大隊大隊長季縷（又叫季子南，江蘇人，他1949年12月從成都竄逃臺灣）領著某些偵防特務數人到曾家巖何公館處進行逮捕劉國鋕的，當時是何北衡是四川省建設廳廳長，在社會上很有地位，是不能隨便闖進去抓人的，而季縷他就採取法西斯特務手段進入何公館去，進行誘撲劉國鋕。但劉國鋕當時就發現季縷的手段，他就藉口說：‘我上樓去打個電話後，就和你一同去會某人好吧’。季縷在樓梯下等了一會，不見劉國鋕下樓，即上樓去看，才發覺統樓通道那邊還有兩個樓梯口。劉國鋕上樓後，就從西樓桶口下溜掉了。季縷馬上用何公館的電話打給匪處長徐遠舉說：劉國鋕以借上樓去打電話的名義逃走了的訊息時，處長徐遠舉當暴跳如雷他親自到曾家巖何公館去，強行要何公館交出家庭教師劉國鋕和來當家庭教師的介紹人吳繼時，當何公館交出介紹人是重慶‘和成銀行’總務處長劉某某（名我忘，他是劉國鋕的哥哥。此人和徐遠舉關係很密切）時，徐遠舉便親自到和成銀行，逼劉國鋕的哥哥交出了其弟與弟媳曾某二人的像片，以及有可能逃往的地方處等等情況。劉的哥哥當時在交出弟弟和弟媳二人的像片外，特別說明了其弟有可能去榮昌縣城的郭姓姑母處。徐遠舉當即派我帶領警衛組的組長黃聲揚，組員陳林、章加愈帶著劉國鋕曾姓二人的像片到榮昌縣縣城逮捕劉曾二人的。臨走時，徐遠舉還特意對我說，你們要知道啊，季縷這人他是夠滑頭的了，但劉國鋕比季縷還要滑頭。你們這次到榮昌縣去時，不要坐專車去，借一輛商鋪號的小轎車去好了，這樣不易被懷疑是我們特務機關的。到達距離榮昌縣城的一公里之處，就要下汽車，然後步行進城，再悄悄摸清郭某某的住址及他家近日來的動靜後再作行動。我等就是按照徐遠舉的指示去辦的。

“當時我們去了四人。在到達榮昌偽縣府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