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8年4月，羅世文作為張國燾分裂黨的見證人，積極參加了黨中央發動的批判張國燾錯誤路線的鬥爭活動，並且以自己親身經歷和活生生的事實，揭露和批判了張國燾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錯誤，給延安革命同志們極大啟發和教育。

“西安事變”爆發後，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全國各地形成。四川地方軍閥劉湘迫於全國和四川抗日怒潮的壓力和同蔣介石的矛盾，企圖選用與蔣對的各種勢力，特別是想借用我黨力量，與蔣介石抗爭，以儲存自己的地盤和勢力。黨中央決定派羅世文同志回川作為我黨代表，擔任劉湘高階顧問同劉渣進行聯絡談判。1937年底，羅世文到達成都，即拜會了昔日的宿敵劉湘。然而這一回他是被劉湘當作重要賓客安排到了戒備森嚴、豪華堂皇的劉湘公館。曾幾時，劉湘查封了他羅世文和肖楚女合辦的《爝光》雜誌，並勒令他羅世文不得再在四川立足；之後劉湘殘暴地槍殺了四川省委書記劉願庵以及陳攸生、鄒景賢等四川省委重要幹部！與這樣一位血債累累的政治宿敵住在同一院庭，羅世文心頭難平，可是為了全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他必須以國家民族利益為重，團結和爭取劉湘，期望這位四川軍閥能在抗日大潮中支援我八路軍、新四軍。由於羅世文努力而艱苦的工作，1938年至1939年之間，川軍到前線作戰時，劉湘沒有執行蔣介石要他把部隊調到濟南的命令，而是主動把川軍調到中漢路以北與我八路軍靠攏，挫敗了蔣介石的一次陰謀。同時也有力地促進了成渝兩地的群眾性抗日救亡運動。這期間，在羅世文高超的領導下，成都和四川地區的中共地下黨組織也迅速得到了發展。作為黨的宣傳理論家，羅世文極端重視統戰工作中積極發揮宣傳工具的作用，他不僅親自擔任《新華日報》成都分社負責人，還兼任成都地區的《新華日報》總推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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