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我們談“極少數”這個概念時常提到的百分之五——都會有一萬人之多。楊滬生雖然知道四○四中好人不多，但事先也沒想到會那麼嚴重。霍書湘找到他談了談，建議楊滬生要把好鋼用在刀刃上。軍隊只用於極端情況和對外作戰，治安交通什麼地交給他的人就行了。羊手掌正不想幹那些不光彩的庶民勾當，二者一拍即合，立即達成了協議。

此時奧維馬斯已輕易驅逐了瑪斯庫大陸極東安其拉地區的一些費里亞巡邏隊，在暗面基地廢墟附近開始建設自己的基地。這個基地建設了大半年才完工，那時已經是地球時三○八二年底了。在他建設基地的那段時間裡，雙方都只是向無人控制區擴充套件了一些地盤。積蓄著實力等待下一次硬拼，尼布楚星球上可謂平安無事。因此三○八○年這一年對於史學家來說沒有特別重要的意義，然而許多事都是從此時開始埋種生根地。如果要說清楚那一年究竟發生了什麼影響後來的事，必須要從“綏靖戰爭”說起。任何人一聽到這個名字，無需看任何材料都會想到這與楊滬生有關，而且是很不好的關係。

要解釋綏靖戰爭的來源去脈。還真不是一兩句話可以說得完的。

好在我們已基本上搞得清楚正義教團、羅馬教團和SD等組織的諸多破費，可以省一些口舌在這些方面。自從七六年初斯徒爾特帶人行刺我之後，這個龐大組織地核心骨幹和外圍教徒共一百八十餘萬被流放到亞當斯礦星處二十年苦役。這件事是霍書湘一手辦的，很明顯有肅反擴大化和以嚴刑重典博取上位者歡心的意圖。我當時給斯徒爾特打得太痛，便沒要求他複核具體涉案人員名單和以“法不責眾”的原則從輕發落。日後想起來，多少是有些過分——羅馬教團有多大個攤子我們能不知道？核心成員能有兩三萬就很不得了了。被抓去與這些當真有罪者服苦役的人，十之有九倒是連事情始末都搞不清楚的單純教徒。可是雖覺得過分，畢竟沒過分到我己身上，本身事又多，懶病一發便把這回事完全丟在腦後了。

感受不到痛苦地我可以把這回事完全忘記，被處以苦役的人們卻不能無視自己缺衣少食、暗無天日的生活。邊遠行星的開礦工作本來辛苦，正常工作的工人是六個月一輪換的，不然難以保持良好的生活心態。即便如此。仍有大量熟練工人在回家休假後再不願意返回礦星，所以三星礦產開發公司的招工處大門永遠是趟開地。然而正常工人那六個月的盼頭對羅馬教團的教徒們則毫無意義。至於二十年？那純粹是開玩笑了，捫心，我當時上三星時，還算有正式工作和一定社會地位，聽到個“十年”之後是什麼心情？

因此，聽到亞當斯礦區叛亂的訊息後，我第一反應是震驚。然而接到後續的報告後，第二反應卻與報告上的主流觀點不一致——按理來說，他們在我後方搗亂，的確應速度剿滅之，然而我的確有些同情他們。即使我是始作俑者之一，即使因為這個身份顯得這份同情尤其虛偽，我還是要同情下去。換了我也不能忍受那樣的生活的，何況他們已經被所有人無視地放逐到邊遠礦星去辛苦勞作了四年多。另外，在四年的艱苦生活中，這一百八十多萬流放人員中已有二十餘萬魂落星塵之間，再也回不到故鄉，這個數字已遠遠超出了自然死亡的範圍。

於是叛亂便發生了。然而叛軍一開始並沒有全盤的計劃和政治策略。其中最強悍的一股是羅馬教團的中堅骨幹和南京靖難後被流放到該處的江淮軍惡棍組成地，他們主張繼續進軍和建立政權。但他們的人數並不佔多數。多數人只要求回到家鄉就夠了，甚至賠禮道歉都不需要。

因此叛亂初起。全球議會便派了代表與他們談判，同時抽了楊滬生等人回來以防萬一。

因為叛軍中人種不同、語言各異、派系林立，全球議會地談判代表去了後就找不著北。經過四個多月的艱苦談判努力，全球議會代表終於做成了一件事：他促使叛軍各派系的實權人物都站了出來組成了一個名義上統一的委員會，終於勉強能夠實現一對一的談判。此時亞當斯上的生活必需品給養已嚴重不足，但叛軍也造出了三艘護衛艦，在亞當斯航道上設了三道卡，行雁過拔毛的收過路費之舉。陳香妲艦隊出動了兩次企圖驅逐他們。卻發現自己艦隊的規模雖然超過了六十年代中期之前地奧維馬斯艦隊，可後勤供應比當時的奧維馬斯艦隊還可憐，實在撐不起對這區區三艘快速艦的大包圍網，去了兩次後也只有乾瞪眼看他們在那邊收費了。

問題是，他們一收過路費，楊滬生的綏靖主任就及不了格。全球議會給他下達的目標責任書上寫得很明確：月球門過來的船隻數量、貨物噸位必須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