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國與印度的關係能夠在藏南衝突之前取得長足發展，與王元慶有很大關係。當時趙潤東不太過問外交事務，基本上交給了王元慶。透過加強經貿、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往來，共和國成為了印度的第一大貿易伙伴國，印度也成為了共和國最大的海外市場與低端工業產品生產地。合作給兩國帶來了巨大的好處，共和國民眾能夠買到廉價的印度商品，而印度民眾則能得到由貿易帶來的工作崗位與更高的生活品質。

按照王元慶最初的想法，如果能夠穩住印度，透過經濟合作拉攏印度才是最好的結果。

毫無疑問，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發達國家與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發展中國家，只要攜手並進，絕對能夠創造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經濟奇蹟。

問題是，共和國與印度能夠和平共處、攜手並進嗎？

換個角度看，即便沒有藏南衝突，中印之間沒有任何現實矛盾，兩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也不可能走到一起。

歸根結底，王元慶推動共和國與印度的經貿往來，為的是共和國，而不是印度。

受人口老齡化影響，共和國不但需要印度的龐大市場，也需要印度的充足勞動力。沒有印度的市場，共和國的高階產品出口將減少22％，導致上千萬工人與近億相關勞動力丟掉飯碗。沒有印度提供的廉價產品，共和國公民的日常消費支出將增長近30％，導致通貨膨脹上升至少4個百分點。

換句話說，王元慶要的不是一個發達的印度，而是一個水遠處於“發展中”的印度。

這一利益訴求與印度的國家利益背道而馳。

魯拉賈帕尼與共和國走近，不是讓印度水遠做共和國的“下游生產國”與“下游市場國”，而是希望藉助共和國的市場，完成國家的原始資本積累，為印度進行產業結構調整打下基礎。

不得不承認，魯拉賈帕尼充分吸取了共和國的發展經驗。

問題是，印度的處境與共和國截然不同。

紀佑國推行產業結構調整時，共和國基本上沒有外患，即便與周邊國家有矛盾，也不是不可解決的矛盾。更重要的是，共和國不但掌握了足以決定國家命運的幾項尖端技術，還發起了“電力革命”，由此拉開了產業結構調整的序幕。印度沒有這樣的基礎條件，也就不可能按照共和國的方式進入發達國家行列，甚至可以毫不客氣的說，如果印度無法在對生產效率有決定性影響的關鍵技術上取得突破，就算沒有來自共和國的威脅、就算得到美國的全力援助，也不可能完成產業結構調整，最多在共和國、美國等發達國家再次提升產業等級的時候，撿發達國家的殘羹剩飯，繼續在低端產業國的行列中徘徊。歷史足以證明，任何一個擁有廣袤國土、眾多人口的國家，均是依靠自身的技術積累，而不是依靠其他國家的援助進入發達國家行列。

學習也得看實情，盲目模仿只能讓使國家走上歧途。

這也正是紀佑國等共和國領導人堅持獨立發展的根本原因，共和國用30年改革開放證明西方發達國家不會幫助共和國進入發達國家行列。這個代價不算小，而魯拉賈帕尼在學習共和國的時候，並沒有注意到共和國走的彎路。

西方發達國家救不了印度，共和國更不可能救印度。

只要共和國的“人口老齡化”問題沒有得到解決，就不會讓印度成為發達國家。

現實很殘酷，也不能因此說王元慶做錯了。

作為共和國國家元首，王元慶只會考慮、也只需要考慮共和國的國家利益。如果王元慶不顧共和國的國家利益，而是慷慨大方的幫助印度，他就不是優秀的國家元首，甚至是共和國的叛徒！

根本矛盾決定了共和國與印度的基本關係。

印度要想強大，必須超越共和國。共和國要想發展，必須壓制印度。

對一個擁有14億人口與另外一個擁有17億人口的國家來說，這個矛盾不可調和。

“共同發展”成為海市蜃樓，對抗將在所難免。

以王元慶的性格，肯定會積極出擊。

藏南衝突結束後，王元慶首先在“停火協議”上做文章，主動向印度提出正式確定兩國邊境。為此，王元慶還做出重大“讓步”，即由共和國、印度、不丹與緬甸四國派遣勘測人員對涉及爭議的邊境地區進行全面勘測，然後邀請其他觀察國，透過談判的方式確定四國間的正式邊境線。

毫無疑問，魯拉賈帕尼不會接受王元慶的提議。

被印度拒絕之後，王元慶立即出狠招，在2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