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為什麼受到全球成本型通脹影響的其他新興市場國家，卻能免遭其難？而且，越南資本市場的規模非常有限，上市公司也才130多家，即使股市崩盤也應該不會給這個國家的經濟帶來根本性的影響，但外國投資者和本國居民為什麼表現得如此驚恐？

事實上，東亞國家之間由於產業模式和發展戰略的高度雷同，形成了較強的競爭關係：中國以明顯的工業化的時間積累（計劃經濟時代也留下了一定的財富），並且經濟規模的比較優勢還保持著最強的發展勢頭；而越南則在資源和勞動力成本上存在著比較優勢，不斷在向世界展示其“後發”的追趕優勢。

比如，越南人口的識字普及率高達94％，超過中國的85％和印度的65％；由於戰爭等原因，現在人口的平均年齡都在24～25歲之間，勞動力的豐富程度優於“民工荒”的中國。而工資水平，單純的勞動者只有中國的2/3，而技術勞動者，中國更是超過越南的倍。再加上，越南又是天然資源豐富的國家，所以，這幾年吸引了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資，也包括因為中國投資成本的增加而不得不從中國退出的外國和中國本土的企業。

當然，現在活躍在越南的外商主要還是來自日本、新加坡、中國香港和中國臺灣等地區。它們同樣做著加工貿易，最終產品也主要向美國、歐洲和日本出口。為了在亞洲快速“擠進”小康國家的行列，越南政府不斷推出更加積極的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以吸引大量外商直接投資（FDI）。越南不僅同中國一樣，重視基礎設施建設和保持匯率的相對穩定性，而且，還提供了更多優惠的外部融資條件，比如，允許外國金融機構的進入並提高對境內機構的參股比例。透過金融開放來降低外國企業投融資中所產生交易成本，2007年越南股市的“繁榮”程度竟然超過了中國。

因此，從今天外匯佔款所引起的中國流動性過剩，以及越南這次陷入貨幣危機的困境，需要引起我們深刻反思的地方確實不少。

第一，匯率和利率管制的金融抑制戰略（區別於沒有經濟增長的金融壓抑），對東亞發展中國家利用貿易和外商直接投資的驅動力，進行工業化和現代化的發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積極作用。中國和越南的高速增長充分地說明了這一事實。但是，這種金融壓抑削弱了本國金融資源有效配置機制的功能，削弱了金融資產價值創造中，所需要的風險管理和公司治理的基本功能，也削弱了政府監管部門宏觀調控和監控金融風險的能力。

比如，中國和越南的金融體系，長期以來都只關注對企業融資的重要性，卻忽視消費者對金融資產的價值創造功能的正常需求，以及由此產生的對金融資產交易的雙方實行有效的內部治理和外部監管的需求。

因此，一旦出口帶來的巨大財富進入一個功能缺失的金融體系，就很容易爆發資產泡沫，由此產生強烈的財富膨脹的市場預期和追逐價值增長的投機行為。尤其是目前輸入型通脹的惡化，更是加速了這種追逐金融資產價值以對沖購買力下降的投資行為的擴張，從而也就不知不覺地埋下了隨時可能爆發金融危機的種子。當然，資產泡沫發生並不意味著金融危機這一種子一定會發芽結“果”，越南之所以爆發金融危機，必然還具備其他金融脆弱性問題。

第二，對國際收支不均衡（外匯佔款型的流動性過剩）問題的處理方法，如果選擇不當，不但不會改善國際收支問題，而且只會降低本國抵禦外部投機衝擊的能力。

越南為了儘快縮短和其他東亞國家的發展差距，提高人民生活的質量，不斷在積極改善外商投資的環境，從而促進FDI流入和貿易增長。由於越南認識到這種發展模式會帶來像中國這樣的流動性過剩問題，所以越南模仿日本和東亞的發展模式，也就是透過大量進口基礎設施建設所需要的器械和工業原材料來緩解國際收支的不平衡。但是，這一做法卻擴大了貿易逆差；再加上由於輸入型通脹不斷惡化，價格上的國際競爭力明顯衰退，因而出口能力急劇下降。

這都削弱了政府利用雄厚的外匯儲備干預市場的能力，目前越南的外債規模已經高出了其外匯儲備，從而增加了投機資本尋求一本萬利的“衝動”。事實上，這一點又重蹈了1997年東亞危機前受害國家曾經犯過的共同錯誤的覆轍，帶來了越南今天因為沒有充足的外匯儲備所遭遇的“小國的痛苦”。

相反，中國卻非常重視外匯儲備對本國現有發展模式的重要性，一方面，中國頂住貿易摩擦的壓力來維持出口的穩定增長；另一方面，又透過主權基金、國內企業和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