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曾制定過一個官員外出住招待所的規定，即《給驛條例》。規定官員非公外出、奔喪，不得住官立的驛站。因公外出不得超用車馬，不得借出差旅遊會友，不得利用職權沿途索禮受禮，不得向鄉里進行攤派。

這些規定，今日仍值得借鑑。開始張居正確實是帶頭執行。他父親過生日，派僕人騎驢回家送禮，特吩咐不得住驛站。但後來他回鄉葬父，坐的是三十二抬的特製大轎，沿途地方官員郊迎郊送，還要呈上奠金，擔負護衛任務的是比國家正規軍裝備還要精良的特殊衛隊，弄得上下議論紛紛。

他反對別人受賄，而自己受賄卻十分驚人。張居正做官前，家中只有田數十畝，他死後被抄家時，沒收的財物摺合近二十萬兩白銀，另有良田八十萬畝，有說八百萬畝，這可能是有些浮誇了，不過取其一成，那也是八十萬畝這個了不得的數字。真偽待考，但是肯定少也少不了多少。身為一品大員，他的月俸不過87石米，即使他不吃不喝，一生薪俸加起來，也只有兩萬兩白銀。其他那些來路不明的財富，自然是受賄而來的。

另外還有一位同樣是名臣的徐階，一甲第三名進士（探花），授翰林院編修，累官吏部尚書。在嘉靖四十一年六月，在政壇上擊敗有名的奸臣嚴嵩，嵩籍沒家產。

嘉靖四十二年徐階任首輔，先後引用高拱、張居正等入閣。嘉靖四十四年又曾力救戶部主事海瑞，免其一死。世宗朱厚熜去世後，徐階起草遺詔，力除弊政，停止一切齋醮、土木、珠寶、織作，因言事獲罪的大臣全部平反。徐階執政時期，為民辦了許多事，減輕百姓負擔，並著力糾正嚴嵩擔任首輔期間的亂政、怠政現象，朝野稱之為“名相”。

可就是這樣一個名相，罷官致仕後，其子弟橫暴鄉里，佔奪土地達二十四萬畝。一向富有貪名的嚴嵩，其田產僅是徐階的十五分之一。

在後世，朱祁鎮在看到了這兩位兄臺的事蹟之後，終於明白了一個道理，大明的這些大臣們，有才幹的，肯定不少，可是啊，這些有才幹的大臣們，撈錢的本事，也還真是小不了，至少，連貪官撈錢的本事都比不上他們，就可見一斑。

在後世，朱祁鎮可是看過許許多多關於大明朝文官集團的評價，有說好的，也有說壞的，可是綜合來分析，用一句俗得不能再俗的話來說，就是大明朝的後期，這些文官，辦實事的少，當攪屎棍的多。

而且，文官治理民生，很容易與那些隨著大明經濟生產生活發展而飛速成長起來的商賈之士結成利益夥伴關係。

這也是為什麼，大明海運雖然不如宋朝發達，可也十分繁榮。可是一旦朝廷想要罷漕運改海運，朝中的大臣們就會跳出來，激烈的表達了他們的反對和抗議，甚至於會陽奉陽違，使得明朝的數次改漕運為海運的計劃皆盡擱淺。

為什麼呢？大明的帝都位於京師，距離最近的天津港，不到四百里路途，而大明的糧賦重地，是在江南，而江南之地，海貿發達，良港眾多，水道通暢，若是想把稅賦集中於海港，然後轉以大船海運，也分外的便捷，更何況，大明的船舶技術之發達，足可以算得上是目前世界上最先進的。

用鉅艦來進行海運轉運大明的稅賦，不論是從便捷還是從用工方面，海運所消耗的各種費用，遠遠的低於河運。可為什麼那些大臣們紛紛反對呢？怕就是智商低下的二百五也能看出其中肯定有什麼貓膩。說最簡單的一個詞，就可以解釋那些大臣們的行為舉止：利益。

但是現如今，朱祁鎮初掌皇權，卻不能太過激進，並且，還需要獲得這些大臣們的好感和擁戴，至少，許多的事情，朱祁鎮都可以慢慢地來，反正不著急，待以後，朱祁鎮把穩了大明的政權，等自己完全地把握住了槍桿子，有了槍桿子，才能去控制筆桿子。到了那時候，再來慢慢的收拾這些弊政。

不管如何，必須培養出更多願意忠誠於自己，忠誠於大明帝國的鐵桿軍人和官員，這才是朱祁鎮下一步最需要做的，也是必須要做的。只有走好了這一步，大明未來的方向，朱祁鎮才能有把握去掌控方向。

這一天，引起了京中百姓們強烈的興趣和議論，別說是他們，就算是國子監的學子們也差不了多少，當日，全國子監的學子們也都到達了承天門一帶去觀看了這一慶典。

而朱祁鎮的所作所為，其實更容易搏得這些年輕的，熱血未冷的學子們的好感，或者說對於他們而言，朱祁鎮這樣的英武果敢的人，才應該是大明帝國的皇帝。

至於那位朱祁鈺，早已經在他這兩年多執政的歲月裡，已經被朱祁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