佑、魏瀚、陳兆翱等中國工業的開路先鋒，以及孫綱要求各省推薦的一些有成就的技術工作者，加上一些從外國聘請的專家。“天工公司”成立之初，經孫綱的提議，李鴻章批准度支部撥款50萬銀元為“官股”入資“天工公司”，作為“天工公司”首期開辦經費，馬以“北洋商貿集團”的名義出資20萬銀元作為“商股”，這時民間的一部分商人可能看好這個中國第一個科技開發公司的“前景”，聯合出資30萬銀元入股，這樣“天工公司”就有了100萬銀元的股本，順利的開辦了起來。

“天工公同”的所有高階管理人員都是經董事會選舉出來的，很多來自“北洋商貿集團”，裡面甚至有一些還是從國外“海歸”回來的，業務能力都相當強，“天工公司”成立之初，孫綱和馬都去“剪綵”，一方面是表示慶賀公司初創，另一方面也是希望這個公司能真正起到“帶頭羊”的作用。

由於官方出資不少，而整個公司卻是“純商辦”的，李鴻章倒是沒說什麼，但張之洞卻對此表示了很大的擔憂。

張之洞認為，象“天工公司”這樣的事關國防重務的企業（“天工公司”接受了為中國海陸軍制造飛艇的訂單）。沒有官方地控制和監督是不可想象地。而且國家投了巨資在裡面，一旦企業發生虧損，官方的利益根本不能得到有效的保證。而且張之洞還認為，“商人嗜利輕義，行事往往不顧大局”，因此堅決反對“純商辦”地運作模式。堅持應該走“官督商辦”的路子。

孫綱和張之洞談過後才知道，為什麼“中國重工業創始人”之一的張之洞張大總督，經營了那麼多的中國工業企業，如漢陽鋼鐵廠和紡紗局等，到後來卻大多陷入虧損地困境了。

即使是象張之洞這樣的卓越人物，因為深受封建時代等級制度的影響，骨子裡對商人有一種天然的不信任感在裡面，因此堅持這些對國家來說至關重要的工業企業都要有官方的監督和控制。

中國封建社會歷來輕視商人，自古就有“士農工商”的排列順序。把商人排在了最末位，但到了清代晚期。國家機構容納不了那麼多計程車子成為官員，這些人為了生計，只能去想辦法為自己增加財富，而最好的辦法就是從事商業。隨著大量有官紳背景地人加入到商人的行列裡來，商人階層地地位已經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到了十九世紀末，商人在“意識形態”上的地位已經開始被人們重新認定，但中國上層有很多人對此仍然感覺到不那麼“適應”。

孫綱為此和張之洞等人進行了多次懇談，張之洞畢竟是在中國重工業方面有極大影響力的人物，又是政務院參政之一。不做好他的工作。好多重要的發展計劃得不到他的配合，想實行起來應該是很困難的。

孫綱對張之洞說。“中國自古積習相沿，視工商為末務，因而國計民生，日益貧弱，而宋時憑工商之利，偏安一隅，猶得延國祚數百年，千載尚見諸史端，文人儒士視而不見者，誠可怪也，泰西諸國亦有士農工商之分，然未見有揚此抑彼者，其國之鉅商亦可為顯宦，多有因商使國得大利而獲爵位者，民間倍受尊崇，無稍有歧視。今中國事事與西國相反，追美揖歐，豈非空言！官商本非一體，若強使合之，官權則大於商權，損商益官，勢不可免，官權大而經營之道非官所長，商權弱又無利可圖，久而官商漸行漸遠，則其勢可為乎？為今之計，莫若全改商辦，官則按股抽紅，或釐定時限，收回官本，廠則交由商民自主，商為獲利當努力經營，官資亦無損而有增益，為兩全之計也。”

孫綱的意見得到了劉坤一、譚鍾麟和陳寶箴等人的支援，劉坤一對張之洞說，“若復狃於官督商辦之說，無事不由官總其成，官有權，商無權，勢不免本集自商、利散於官不止，招股之事疊出，從未取信於人。即招商、織布等局，成效可觀，究之經理歸官，利又無幾，於商情終形隔膜。若全由商辦，其所收效果寧有涯矣！”

當時在座地輪船招商局總辦鄭觀應和工業部部長張謇及商業部部長盛宣懷也都對孫綱地看法表示支援，聽了這麼多人的意見，張之洞地心思總算活了，並在張謇的強烈要求下，同意把他創辦的一系列工業企業漢陽鐵廠、湖北槍炮廠、大冶鐵礦、漢陽鐵廠機器廠、鋼軌廠、湖北織布局、繅絲局、紡紗局、制麻局、製革廠等一大批中國近代工業化企業（目前因為“官商爭利”的關係都出現了一定的虧損）也全部改為“商辦”，“為儕民之表率”。

既然張之洞都鬆口了，孫綱回去後和馬商議之後，乾脆把“北洋船政局”也改為“商辦”，王熾和馬及臺灣林氏集團所幫助籌集解付的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