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亞海的詳細介紹有誤，他們急忙把需要修改的地方寫到一張紙上，然後衝到會場，不過，勞合·喬治已經開始講話了。當凱恩斯把那張紙遞過去時，他瞟了一眼，沒有停頓，然後慢慢地調整論證，最後得出一個與剛開始完全相反的結論。

起初，他是個重要的激進派政治家。與攻擊大銀行的威爾遜和攻擊教會的克雷孟梭不同，勞合·喬治的主要攻擊目標是地主和貴族，他非常喜歡商人，尤其是那些白手起家的（他也經常喜歡上這些商人的妻子）。作為財政大臣，他推行激進的財政預算，向富人徵收收入所得稅，同時向窮人發放救濟，但他不是社會主義者。和威爾遜與克雷孟梭一樣，他不喜歡集體主義，雖然他一向願意與溫和的社會主義者合作，正如他隨時準備與保守黨人合作一樣。

他還是個優秀的、富有個性的行政人員。他打破已有規矩，引進行政機關以外的精英到政府部門任職。他邀請所有利益方評價他的提案以確保其順利透過，並邀請勞工糾紛雙方與他坐下來一同解決矛盾。雖然這種做法目前很普遍，但在當時卻非同一般。一位曾親見他解決一次鐵路糾紛的目擊者說：“他就像撥弄樂器琴絃一樣擺弄那些人，時而請求，時而勸說，一會兒不苟言笑，一會兒輕鬆有趣，一會兒又威脅恐嚇，真是變化多端。”

作為天生的樂天派，他相信再難的問題都有解決辦法。他孩子的一位朋友說：“對他來說，每天早上不是新的一天，而意味著新的生命，新的機遇。”有時，他的行為風險很大，而且捲入一些頗具爭議的交易——阿根廷礦井或在知情企業購買股票——但他似乎只是為了財政獨立而不是受貪婪驅使。他在私生活方面也同樣粗心大意。克雷孟梭與女人的緋聞使他名氣大增，而勞合·喬治卻沒有那麼幸運。憤怒的丈夫們多次威脅在離婚法庭上指名道姓起訴他，他也幾乎因此落難。他的妻子非常堅強，對他忠貞不渝，但最終分居。她喜歡住在威爾士北部照料她心愛的花園，他也對長期兩地分居的婚姻習以為常。直到1919年，他最終與小女兒的家庭教師，一個年輕女子弗朗西絲·史蒂文森確定關係，她有教養，辦事高效而且很有頭腦，是他的情人、精神伴侶和工作上的得力助手。

人們通常認為勞合·喬治只不過是個機會主義者。克雷孟梭曾把他看作英國律師。他說：“他為了打贏官司什麼手段都用。必要的話，他還會用自己前一天駁斥過的論據。”善於發現他人缺點的威爾遜認為勞合·喬治缺乏原則。他希望能和不像勞合·喬治那麼狡猾的人打交道，因為他老是“拖沓敷衍，妥協讓步”。實際上，勞合·喬治很講原則，但卻同樣講求實用，他不願在堂吉訶德式的荒唐行動上浪費精力。當英國向南非小共和國布林宣戰時，他反對布林戰爭，因為它既不正義也不值得。在伯明翰演講時，他公開表示堅決反對，憤怒的人群湧向講臺，差點讓他丟了性命。但卻給他帶來政治回報。當英國人磕磕絆絆終於取得來之不易的和平時，勞合·喬治成了國家領袖。

勞合·喬治和大英帝國代表團（3）

大戰爆發時，他難免扮演重要角色。正如他日益親密的朋友邱吉爾所寫：“勞合·喬治具有非凡的洞察力和勇氣，他隨機應變——措施影響深遠，計策新穎奇特。”他憎惡戰爭，1916年，他對一位工黨代表說：“但是一旦你已經卷入，就必須堅強地打完，否則一切都白費。”英明老練的保守黨人阿瑟·鮑爾弗多次見證過領導人更替，他評價勞合·喬治說：“他容易衝動，感情用事，戰爭之前，他從未考慮過軍事問題；也許他還沒有充分意識到自己的無知；而且他還有些怪癖，使人有時很難和他共事。”但鮑爾弗認為，只有他才能領導好英國。

雖然勞合·喬治已經從小村莊走出很遠，但卻從不屬於上流社會。在他任首相期間，唐寧街十號的造訪者感覺他們置身於移自威爾士北部某個繁榮的海濱小鎮的家庭。他和夫人都不喜歡拜訪宏偉的皇宮，他還非常討厭與國王和王后呆在一起。當喬治五世邀請他在國會開幕式上拿象徵榮譽的英國國劍時，他私下說“我不要做男僕”，並因此拒絕。勞合·喬治的多數朋友都和他一樣白手起家，來自名門望族的鮑爾弗是個特例，而且他甘居次位，非常適合作勞合·喬治的外交部長。

勞合·喬治決心以自己的方式爭取和平。他儘量忽略外交部並任用自己挑選的一班年輕人馬。其他官員非常痛恨他的私人秘書——思想高尚，虔誠而傲慢的菲利浦·克爾。因為勞合·喬治討厭看備忘錄，負責處理信件的克爾就成了他的守門人。有時鮑爾弗問克爾首相是否看過某份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