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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部分

而未決,穿越全國的長途勞累使那個夏季漫長而艱難。威爾遜義無反顧,即便不得不獻出生命也要挽救條約。“目前世介面臨巨大災難,”他說,“任何有良知的人都不會去籌劃個人的未來。”登上專列時,他開始抱怨持續不斷的糟糕的頭痛。

幾乎整整一個月,他一直向西前進,一場接著一場地演講。聽眾人數越來越龐大,熱情也越來越高,但他的頭痛也愈發嚴重。這時從華盛頓傳來不幸的訊息。仍因俄國之行被批判而痛心的布利特,在參議院聽證會上列舉他在巴黎的樁樁罪狀以進行報復。當說到蘭辛曾參與批判時,這位國務卿竟令人難以置信地否認了。“天哪!”威爾遜大聲呼喊著,“我真沒有想到蘭辛會這麼做。”9月26日一大早,威爾遜一病不起,剩餘行程被取消。一個星期後嚴重中風使他區域性癱瘓。他再未能有力地行使總統職責。他的遊說之旅最終徒勞而廢,條約在參議院未獲批准。後來,美國與德國、奧地利和匈牙利分別簽署單獨條約,並且從未加入國聯。

1924年,威爾遜去世,他的努力以及與他有共同理想的和談者們的努力並未完全白費。《凡爾賽條約》及以之為典範的與戰敗國的單獨條約,還包括與領土和賠款相關的規定等,或許早幾個世紀就有,但被賦予了新的精神。國聯盟約最初並不完善,國聯將自身寫進了後面的條款:監督公民投票、管理薩爾和但澤,並且監控委任託管權。關於國際勞工組織的規定和保護少數民族的條約意在基於共同的人性以及超越民族利益的國際準則構建永遠公正的法庭,以審判德皇這種違反國際道德的人。但這些條約在戰爭歲月裡遭到了攻擊,這通常是因為它們還不符合這些標準。

後來,將1920年代到1930年代的任何錯誤都歸咎於和談者及其1919年在巴黎制訂的解決方案已成為常事,正如人們輕易放棄了對民主的希望。攤開雙手,並無助地聳肩是最有效的逃避責任的方式。80年後,對於巴黎和會的指控仍很風行。“最後的犯罪,”《經濟家》在特別千年問題中斷言,“是《凡爾賽條約》,它的苛刻條款必然導致第二次戰爭。”這忽視了個人的作用——政治領導者、外交官、士兵和普通投票者——1919年到1939年的20年。

儘管希特勒發現《凡爾賽條約》是他宣傳的天賜良機,但並非因此而發動戰爭。即便德國仍保持原有邊界,保有所需軍力,可與奧地利聯合,他仍會有更多要求:摧毀波蘭,控制捷克斯洛伐克,更重要的是征服蘇聯。他要為德國人民擴張空間,摧毀敵人,無論是猶太人還是布林什維克。然而《凡爾賽條約》卻沒有相關的內容。

當然,和談者們在1919年也犯了一些錯誤。他們對非歐世界的隨意處置激起的仇恨使西方至今仍在付出代價。對於歐洲邊界問題,他們煞費苦心,最終各方仍不滿意。但在非洲,他們用慣有伎倆瓜分領土,以滿足帝國主義列強的需要。在中東,他們將不同民族隨意拼湊在一起,伊拉克最為顯著,一直難以凝聚成和諧的市民社會。他們能做得更好些,當然也能做得更糟糕。他們曾嘗試建立更好的秩序,即便是憤世嫉俗的老克雷孟梭。可他們無法預見未來,更無法去控制它。只能看後來者了。1939年戰爭的爆發是這20年中而不是1919年的諸多抉擇導致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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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廳(12)

一切會截然不同,如果德國當時被徹底擊敗;或者,如果美國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如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般強大——並且它願意利用這種強大;如果英法未被戰爭削弱——或者它們軟弱得使美國不得不插手;如果奧匈帝國不滅亡,如果在其基礎上新建的國家不曾相互爭鬥;如果中國不那麼軟弱;如果日本更相信自己;如果各國承認的是有實權的國聯;如果戰爭把世界徹底摧毀,那麼人們就會迅速思考維持國際關係的新方法。無論如何,和談者必須應對的是現實,而不是可能發生的事情。他們周旋於許多重大而艱難的問題之中。在狂熱的民族主義和宗教主義還未造成更多破壞前,我們該如何去包容它?我們該如何驅逐戰爭?我們一直在追問這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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