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2　日，一切作罷。”由於秋季多雨，進攻必須立即開始，否則就得完全取消。

8　月31日一早，希特勒還在聲稱他正在等著波蘭的談判使節的來到，而德國軍隊就已經接到了命令。上午6　點30分，哈爾德寫道：“帝國總理府的訊息，進攻令已下，定於9　月1　日。”那天上午11點30分，他又記道：“施圖爾納格爾將軍報告，進攻時間定在0445＇　清晨4　點45分＇。據說西方干涉將不可避免，儘管如此，元首仍然決意進攻。”1　小時以後，正式的第一號指令就下來了。

我記得那一天柏林籠罩在一種陰暗而悽慘的氣氛中。每個人都是一副茫然若失的樣子。上午7　點25分，威茲薩克給“密謀分子”之一烏里希·馮·哈塞爾去了一個電話，要他趕快來見他。這位國務秘書認為現在只剩下了一個希望：就是由漢德遜去說服利普斯基和他的政府立刻指派一個全權代表，或者至少是宣告打算派遣這樣一個代表來。他問解職在野的哈塞爾能不能為此目的馬上去拜訪一趟他的朋友漢德遜和戈林。哈塞爾去嘗試了一下。他到漢德遜那裡跑了兩次，還去找了一趟戈林。儘管他是外交界的老手，現在又是個反納粹分子，可是他卻好像還沒有認識到事態的發展已經不是這種微不足道的努力所能挽回的了。他也沒有認清他自己以及威茲薩克和所有那些“好心的”德國人思想糊塗到了什麼程度；這些德國人要和平，這是沒有問題的，但他們要的是建立在德國條件上的和平。因為，到了8　月31日這一天，他們應該已經看清楚，要麼希特勒讓步，要麼波蘭人讓步，否則就只有戰爭，可是不論哪一方都絲毫沒有讓步的可能。然而正如哈塞爾在這一天的日記中所表明的，他還在期望波蘭人會讓步，期望他們會步奧地利人和捷克人的後塵，走上那條國破家亡的道路。

漢德遜向哈塞爾指出，“主要的困難”是由於德國人所用的方式引起的，他們想要“對待傻孩子”那樣地把波蘭人呼來喝去。哈塞爾竟反駁說：“波蘭人一味沉默也不見得就對。”他還表示“一切都取決於利普斯基的出場——不是來提問題，而是宣佈他願意談判”。可見就連哈塞爾也認為，波蘭人雖然岌岌可危地即將在納粹捏造的罪名下遭到進攻，但也沒有提問題的權利。當這位前任大使就戰爭爆發的問題作出“最後結論”時，他一方面責備希特勒和裡賓特洛甫“有意冒同西方作戰的危險”，另一方面又把許多責任推在波蘭人甚至英國人和法國人的身上。“從波蘭人這方面來說，”他寫道，“他們既有波蘭人的狂妄自大，又有斯拉夫式的任其自流的脾氣，仗恃有英國和法國的支援，把避免戰爭的最後機＇592＇　會全都錯過了。”人們不禁要問，除了向希特勒的全部要求屈服之外，他們還錯過了什麼機會？哈塞爾還說：“倫敦政府……在這最後的時刻放棄了努力，而採取一種‘管他娘’的態度。法國亦步亦趨，只不過更加猶豫遲疑而已。倒是墨索里尼真正竭盡全力避免戰爭。”如果像哈塞爾這樣一個有教養、有學問、有經驗的外交家在思想上還如此糊塗，那麼希特勒輕而易舉地欺騙了德國人民群眾又還有什麼奇怪呢？

接著，在那最末一天的和平日子行將消逝的下午，還發生了一個有點滑稽的插曲。現在我們已經知道，根據那天的決定，空軍司令戈林要執行次日黎明即將對波蘭展開的大規模空襲的任務，這位元帥想必一定忙得不可開交了。事實卻不然。中午達勒魯斯把他邀到愛思普蘭德飯店去吃飯，用美酒佳餚殷勤地向他勸杯敬菜。達勒魯斯請他喝的白蘭地真是酒中上品，以致戈林臨走時還非帶走兩瓶不可。提起了他的興致之後，達勒魯斯就建議他把漢德遜請來談談。戈林在請示了希特勒以後，便邀請漢德遜和福比斯下午5　點到他的寓所去喝茶。達勒魯斯＇　漢德遜在他的《最後的報告》或著作中都沒有提到有這個人在場＇　說，他當時建議由戈林代表德國到荷蘭去和波蘭代表舉行談判，漢德遜應允將這個建議轉達給倫敦。據這位英國大使在他那《最後的報告》中的敘述，在這次茶會中，戈林“談了兩小時波蘭的罪狀以及希特勒先生和他自己同英國友好的願望。這是一場毫無結果的談話……我的總印象是，這是他最後一次徒勞的努力，想使英國拋棄波蘭……他在這樣的時刻竟肯讓我佔據他這麼多的時間，對此我當時有一種非常不妙的預感……如果不是事無大小，一切都安排停當了，他決不會在這種時候還有時間來陪我談話的”。

關於這次奇特的茶會，福比斯在紐倫堡回答戈林的辯護律師的詢問時，作了第三方面的、同時也是最辛辣的一種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