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海東很重視能夠表現身體強壯的事，他打仗十年，負傷八次，因此行動稍有不便，使他感到很遺憾。他煙酒不沾，身材仍很修長，四肢靈活，全身肌肉發達。他的每條腿、每條胳膊，他的胸口、肩膀、屁股都受過傷。有一顆子彈從他眼下穿過他的腦袋又從耳後穿出。但他仍給你一個農村青年的印象，好象剛從水稻田裡上來，放下捲起的褲腿，參加了一隊路過的“志願參加”的戰士的隊伍。

我也打聽清楚了門牙是怎麼掉的。那是在騎馬失事時碰掉的。有一天他騎馬在路上馳騁，馬蹄碰了一個戰士，徐海東拉緊韁繩想看看那個戰士有沒有受傷。馬一受驚，把他撞在一棵樹上。兩個星期後他甦醒過來時，發現他的門牙已嵌在那棵樹上了。

“你不怕有一天會受傷嗎？”我問他。

“不怎麼怕，”他笑道。“我從小就捱打，現在已經習慣了。”

事實上，他的童年生活足以說明他今天為什麼成了一個革命者。我向他問到他的生平，要套出他的回答來很費力，因為象所有的紅軍一樣，他只肯談打仗。我從記下的幾百字的筆記中，選出少數一些重要事實在這裡。

徐海東於一九○○年生於漢口附近的黃陂縣。他的家庭世世代代都是做窯工的，祖父一代曾經置過地，但由於旱災、水災、捐稅，後來就赤貧化了。他的父親和五個哥哥在黃破的一個窯裡做工，僅可餬口。他們都是文盲，但因海東聰明，又是幼子，所以湊錢送他上了學校。

“我的同學幾乎全是地主或商人的子弟，”徐海東告訴我說。“因為窮人的孩子很少有上學的。我同他們一起在一張桌子上唸書，但是他們很多人都討厭我，因為我很少有鞋穿，衣服又破爛。他們罵我時我忍不住要同他們打架。如果我跑到先生那裡告狀，他總是打我。但是如果地主的子弟打輸了，他們去先生那裡告狀，打的又是我。

“我上學第四年，也就是十一歲那年，參加了一場‘富人打窮人’的吵架，一群‘富家子弟’把我逼到牆角里。我們當時扔著棍棒和石頭，我扔出去的一塊石頭打破了一個姓黃的孩子的腦袋，他是個有錢地主的兒子。那孩子哭著走了，不久又帶著他家裡的人回來。他老子說我‘忘了生辰八字’，對我拳打腳踢。先生又打了我一頓。我就逃學不肯再去。這件事對我印象很深。我從此相信，窮人的孩子是得不到公平的。”

徐海東就到窯廠去當學徒，在‘謝師的幾年’裡沒有工資。他十六歲滿師，在三百個工人中工資最高。他微笑著吹噓說，“我做窯坯又快又好，全中國沒有人能趕得上，因此革命勝利後，我仍是個有用的公民！”

他回憶起一件事，使他更恨地主豪紳：“一個戲班子到我們附近來唱戲，工人們都去看戲了。豪紳官僚的太太也在那裡看戲。工人們自然很好奇，要想看看這些間老的足不出戶的老婆到底是什麼模樣，因此就盯著包廂瞧。闊老們就命令民團把他們趕出戲園子，結果就打了起來。後來我們廠主不得不設宴請得罪的‘貴人’吃飯，放鞭炮為那些被人偷看過的女人‘清白受玷’賠禮道歉。廠主想從我們工資中扣錢來辦酒席，我們表示要罷工反對，他這才作罷。這是我第一次體會到組織起來的力量是窮人自己的武器。”

徐海東二十一歲的時候因家庭糾紛一怒離家出走。他步行到了漢口，接著又到了江西，做了一年窯工，攢了錢，打算回黃陂。但是他得了霍亂，等養好身體，積蓄也化光了。空手回家不好看，他就參加了軍隊，他們答應他每月十元軍餉，得到的就只是“捱打”。這時國民革命在南方開始，共產黨在徐海東所屬軍隊中進行宣傳。他們有好幾個給砍了頭，卻使他關心起來。他對軍閥的軍隊感到厭惡，和一個軍官一起開了小差，逃到廣州，參加了張發奎將軍的國民黨第四軍，一直呆到一九二七年。他當了排長。

一九二七年春，國民黨軍隊分成左翼和右翼兩派，這個衝突在張發奎的部隊裡特別尖銳，這時這支部隊已到了長江流域。徐海東站在激進派一邊，不得不逃亡，他偷偷地回到了黃陂。這時他在一些學生的宣傳影響下已成了共產黨員，他在黃陂就立即開始建立黨支部。

一九二七年四月發生右派政變，共產黨被迫轉入地下。但徐海東卻沒有，他單獨得出結論，覺得采取獨立行動的時機已經成熟。他把窯廠的工人幾平都組織了起來，還有一些當地農民。從這些人中他組織起湖北省的第一支“工農軍隊”。他們開始時只有十七個人，一支手槍，八發子彈——那都是徐海東自己的。

這就是後來發展成為有六萬人的紅四方面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