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一生一樣，總會不時產生一種非常茫然感覺，找不到了生命價值的支柱，甚至無法明白一個人活著的意義到底何在。再細細思量一番，無外乎是吃喝拉撒睡，以此來維持生命機體的正常運轉，而其他所有的事情，根本就是可有可無的東西，什麼聲譽、權力、金錢，這些身外之物，說是人生的拖累也一點不為過。

原小生記得自己在上大學的時候，曾經說過這樣的一個詭辯題目：人生的最終目的就是死亡。結果全班同學，沒有一個人能把這個題目給推翻。後來也不知道誰打了小報告，把原小生的這個詭辯題目傳到了輔導員的耳朵裡。輔導當然不會去跟原小生爭辯這種無聊的題目，就把原小生狠狠地訓責了一頓，說原小生這是不思進取、蠱惑人心、唯恐天下不亂，還硬生生地原小生扣了一頂大帽子——思想上有反動傾向，腦子裡有法西斯孽根。

這位輔導員也許是吃錯藥了，不知道當時是怎麼想的，竟把一個學生偶爾發表的一個帶有詭辯性質的小見解，一下子拔高到了思想政治的高度。好在不是**年代，要不然輔導員的這頂大帽子，弄不好會要了原小生的命，起碼會讓原小生在監獄裡待上一段時間。

後來事情就鬧的有點大了，輔導員訓責完原小生之後，還覺得不夠解氣，又報告給了系黨委書記。免不了要交調鹽加醋地把原小生平時的如何表現不好，也說了一下。這位系書記也不知道跟輔導員，也不知道有什麼不清不楚的關係，也稀裡糊塗地跟著瞎參合，發展到後來，竟然要給原小生弄一個記大過處分。

系裡的一位很有聲望的元宿級教授，就不認同了，說系書記和輔導員這純粹是小題大做，一個學生髮表一點個人觀點，那裡能扯到思想問題上，簡直是無稽之談，亂搞一氣。那位教授雖然在系裡並不擔任任何職務，但跟市領導的關係都非常密切，系書記和輔導員這才悻悻作罷。原小生也算是逃過一劫。

現在想起大學時代的這些事情，還是覺得荒唐可笑。不過對人生的最終目的就是死亡，當時的這個自己一時靈感發表的觀點，卻有了新的感觸。說到這個問題，不妨首先提高一下自己的思想境界，按照一貫教條的理想主義來考慮人生的問題，來一句比較冠冕的話，那就是為人民服務了，說的更肉麻一些便是把有限的生命投身到無限的為人民服務中。

然而為人民服務，又是一個什麼樣的感念呢？為什麼樣的人民服務呢。工人、農民、知識分子，還是一切熱愛祖國的人民呢？這個概念似乎有太過於寬泛和模糊了，可以說在我們身邊所有的人都是我們服務的物件。因為沒有一個人心甘情願地出賣自己的國家和民族的利益。那麼也就是說，我們每個人生命的意義，就是為我們身邊的每個人服務了。

可是我們身邊那麼多人，我們怎麼去服務呢。誰又為我們服務呢。這恐怕也會成了一個說不清道不明的問題，我為你服務多了，你為我服務少了，反而會變成自尋煩惱。倒還不如你不為我服務，那我也沒有義務給你服務，大家誰也不為誰服務，要服務可以，拿錢來，這樣公平交易，也都扯平了，互不相欠。那麼的話，還談什麼服務，談什麼人生的意義呢。這種教條的意義，根本就沒辦法實現，甚至可以說是社會學說中的廣義相對論——離我們的生活實際太過遙遠。

看明白了這一點後，人們開始因此而回歸人的原始需求——事業和愛情，說的直白一些就是金錢和美女，以此滿足自己對社會的私慾。而公眾關係學的基本原理，又要求我們在對社會公眾管理的過程中，必須遵循一個起碼的原則，那就是公平。

但是社會的進步又要求我們，不能整齊劃一的實行平均主義，必須拉開一定的距離，來推動每一個人都能心甘情願地參與到促進社會發展的lang潮中。

為了平衡這兩者之間的矛盾，就必須向大自然無窮盡地索取，而帶來的後果，必然是提前讓我們這個星球，走向死亡的道路，提前讓人類這個種群在無法滿足私慾的情況下，乾脆同歸於盡。

這個淺顯的道理，幾乎每一個人都能明白，然而就算是每個國家的高層和中樞人物，也無法擺脫，必須無奈地與之對抗。

我們是不是可以由此而得出這麼一個推論——大多數的人生，其實從本質上來講都是沒有意義的，而且可能是社會的一種負擔。

想到這裡，原小生腦子裡突然出現了一個莫名其妙的名詞——反人類罪。不禁啞然失笑，自己一個小公務員，頂多也就是付鄉長，考慮的卻是連聯合國秘書長都不會考慮的問題，實在有些滑稽，乾脆什麼也不去想了，猛然抬頭卻發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