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理，紅俄不滅，中國不安。

雖然在中國紅俄以及社工黨已經到了人人喊打的地步，但是中華革命黨卻一直和社工黨保持著些許聯絡，像巴米耶夫儘管表面上是一名俄國商人，但實際上卻是蘇俄在華秘使，負責社工黨和中華革命黨之間的聯絡。

“先生，這是打擊復興黨的最好機會，我們完全可以利用這個機會，利用國會打擊司馬和復興黨甚至西北在國民心目中的威望，這場戰爭早已經不再是最初保衛國家的國戰，我們在談判桌上拿回了屬於自己東西，完全沒有必要再打這場戰爭，國雖大，好戰必亡。表面上看戰爭對西北影響不大，但實際上西北政府的負債遠超過我們的想象，甚至可以說西北政府的負債遠超過中央政府！接受蘇俄的建議，停戰或許是最好的選擇。”

許崇智第一個站起來發表了自己的意見，和過去的態度一樣，對俄停戰、談判，以將國家的財富、精力投入自身建設，當然更重要一點是，這場失敗可以成為攻擊復興黨的機器。

過去作為中華革命黨的軍務部長，許崇智的任務建立屬於革命黨的自己的軍隊，以伺機推翻北方政權，建立真正的共和政權，但是現在隨著北方政府再次開放大選，國內政局大為改觀。總理要求革命黨從轉變鬥爭形式，重新展開議會鬥爭，這種轉變對許崇智的影響甚深。

儘管此時許崇智已經當選二屆國會議員，但許崇智仍然用過去看待北方政府的眼光，看待復興黨，以敵人而非政敵的方式，這或許是革命黨和他黨最大的不同。

“再則復興黨在競選時承諾軍隊國家化，這場戰爭最初是西北和俄國之間的戰爭，隨著軍隊國家化，戰爭必定轉變為國與國之間的戰爭，如果勝了一切都好說，但是如果將來敗了呢？還有過去對俄戰費均由西北聯合議會支付，未來這些軍費由誰來支付，是西北聯合議會，還是國會，如果是聯議會，那麼軍隊國家化還有什麼意義，那時的西北軍仍然不過只是穿著一層國防軍的外衣而已！對俄作戰表面上為我們爭取了國際地位，但是實際上，只要我們還在和俄國打仗，西北軍的精銳部隊效忠的永遠都不可能是國會，仍然像過去一樣是司馬個人，或許不久之後因為黨爭，同樣會上演的袁逆慘禍！”

隨著許崇智的話聲響起，會議室內陷入了靜默之中。

對於西北和復興黨，革命黨內態度非常矛盾，一方面他們倚重西北的實力，正是西北的實力保證了憲政得以在中國再次推行，但另一方面他們又懷疑司馬個人對共和的誠意，畢竟沒有任何人瞭解這個年青人，對於這個自幼在歐美各國遊學的富家子弟，他對共和、對憲政的誠意是多少，根本就是個迷團。

就像其本人的大多數政策同樣充滿著矛盾，他一邊高呼中國最大威脅是帝國主義列強，但是在另一方面他卻是帝國列強在中國最親密的夥伴，今天西北的繁榮一定程度是建立在各列強的戰爭定單。一方面高喊著憲政、民主、自由，另一方面卻在西北保持個國內罕見的軍法制政，就像那個被國內稱為“共和典範”的西北聯合議會一樣，與其說他是共和典範，倒不如說是復興黨一黨獨大，就像現在的國會一樣。除非四黨合作，否則任何一黨都不可能對抗復興黨控制國會的局面。

“實利！司馬和復興黨就像商人一樣，更看重實利！只有利益才是他們唯一的盟友和施政方針，靠戰爭和民族主義去爭奪榮譽，發展實業與其說是其為國，到不如說是為已！”

蓀中山的想起曾在日本報紙上看到的日本政治評論員對復興黨和司馬的一段描述，作為國人蓀中山同樣佩服司馬所取得的成績，無論是其在實業上或是西北軍在軍事上為國爭取的榮譽，但是在另一方，蓀中山仍然不能將司馬和復興黨視為合作伙伴。

一直以來蓀中山對自己的“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非常痴迷，就如對自己設計的青天白日旗一樣，聽不進任何異議。對於不贊成其五權憲法的人，他一概認為是他們不能窺其堂奧之妙。

蓀中山把自己的領袖地位當成正確的化身，“二次革命”失敗後，他更加堅信自己才是惟一正確的方向的代表。新組織的中華革命黨只能絕對服從黨魁的主義，他的理由是，“服從我的革命，自然應該服從我”。透過建立一個受他絕對控制的黨以實現憲政理想，便是一直以來蓀中山矢志不渝的事業。

復興黨的黨魁模式讓蓀中山看到學習的樣本，但是在另一方面，復興黨提出的綱領儘管和三民主義有異曲同功之處，但蓀中山本人卻不能接受復興黨的理論，復興黨和革命黨有著本質上的不同，儘管兩者在目標是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