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人類歷史以來，從未有任何一個國家會有日本這樣的冒險和賭博精神，或許是明治三十八年對俄戰爭的成功讓日本這個國家變妄自尊大起來，實在很難想象，會有一個國家挑戰一個經濟數倍於自身的準工業化國家。……現在他們正在為自己的妄自尊大付代價，代價之大超出了世人的想象，他們已經失去了朝鮮和臺灣，儘管那裡仍然有日軍在戰鬥著，但沒有任何人相信，日本軍隊可以發動反攻並擊退他們面前的中**隊，軍事上的失利並不是意味著他們的失敗，但是工業上所遭受的損失卻是不能彌補的，戰爭爆發至今已經兩個月零七天，絕大多數日本城市的烈焰早已熄滅，在大規模的轟炸造成數百萬日本人傷亡、失去家園的同時，他們失去了最寶貴的財富，明治維新後日本積聚數十年的工業力量幾乎遭到毀滅性的打擊……在日本國內，生活水平已經降至有史以來的最底水平，在戰爭中日本的國民做出了超人想象的犧牲，許多在轟炸中倖存的民用企業轉為戰時生產，隨著男人被徵召進入軍隊，更多的婦女投身於工業，連十幾歲的孩子也成了勞動力。上課時間縮短到最少程度，學校校舍改作軍需倉庫或都軍營、醫院。

那些在轟炸中倖存的工廠實行一週七天工作制，日本人珍視的星期日“廢除了”。火車擁擠到有些嬰兒被憋死的程度，出門到一百公里以外要有警察局的證明，餐車和臥鋪取消。人們對晚點的火車出氣發火成了司空見慣的事，他們偷坐墊，砸破車窗進出。

海外運輸線遭到中國潛艇、破交艦的攻擊，國內各種日用品大大減少。稻米主產地被紅色叛亂分子佔領，海外來源的斷絕，食品定量供應，可高昂的價格卻讓絕大多數普通人無法負擔，他們不得不忍受飢餓的折磨，東京、神戶、大坂等很多進行艱難重建的城市，每天都有數千人甚至更多人餓死，街頭上那些失去家園的民眾對中國人的仇恨正在淡去，飢餓和露宿街頭的殘酷現實讓他們充滿了憤怒。

為了穩定治安，軍隊在日本的城市之執行嚴格的戒嚴令，所有的娛樂場所被關閉，禁止民眾集會，但是在執行這些措施時，他們卻很少干涉糧商們囤積居奇、哄抬物價，無視的民眾的飢餓，在很多城市，甚至有人傳聞一些饑民開始以人肉為食……這些極端嚴厲的措施，加上**，朝鮮和臺灣的不利戰局，甚至讓人們懷疑，現在的戰局遠比比官方公報中所說的更嚴重，而中**隊正準備登陸日本本土，更是進一步助長了不安情緒。

那些失去家園的人們不但相信最惡毒的謠傳，還變本加厲的加以傳播，他們不再像過去一樣為戰爭歡呼，甚至於詛咒這場該死的戰爭，曾經在政府的打壓消失的紅色組織，在這些民眾中秘密的傳播著紅色理念，革命成為最熱門的話題。

戰敗是因為政府的**、無能，而他們之所以發動戰爭是為資本家獲取戰爭紅利，那些資本家在遭受轟炸後獲利鉅額重建貸款，而政府卻不向人民提供糧食，如此之類的宣傳進一步助長了民眾的憤怒……現在的日本就像1917年的俄國一般……”

《基督科學教箴言報》5月15日《戰爭中的日本》

現在整個東京，日子過的最為艱難的或許不是那些在街頭飢寒交迫無家可歸的數十萬難民，他們或許飢腸轆轆，但至少他們在心理上和精神上不需要承擔一個國家的壓力，至少在田中義一看來，自己恐怕是整個東京最艱難的一員。關東派遣軍玉碎、朝鮮軍團的一次又一次慘敗、臺北、臺中的陷落，在經歷了一次又一次慘敗後，國民將一切責任都歸糾在自己的身上，一個星期以來，田中夫人接到無數匿名電話問她的丈夫自殺了沒有，為什麼還不自殺謝罪。

有些人不願讓首相本人來採取這一最後行動。在海軍一些年青的對戰爭絕望的青年軍官正在策劃用機槍伏擊田中外，陸軍部內的無數軍官也想暗殺田中，這場戰爭讓日本軍隊失去自己賴以生存的大多數精銳和主力，殺死首相似乎是最直接的報復，至少殺死首相比打敗支那人更為現實。

從朝鮮因傷調回陸軍參謀本部的佐騰野田的中佐，一回到日本就和一群“志同道合”的青年軍官一起，密謀在祝田橋附近皇宮前廣場一帶，趁首相的汽車拐彎放慢速度時向他投扔一枚特製的大型炸彈，有多名軍官願意參加，甚至於其中還有對陸軍積怨甚深的海軍參於其中。

但是當他們的行動進入倒計時的前一天，由於密謀者的一個朋友無意中向皇太子的密友、親信近衛洩漏了這一計劃，隨後近衛立即向皇太子彙報了這一針對首相的刺殺計劃。皇太子和近衛都對這些軍官“膽大包天”到憤怒，這種行動無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