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按舊有禁例，杜絕白銀外流，“又孰肯冒不韙而亟議更張。”（《鴉片戰爭檔案史料》第1冊，第221頁）看來，廣東官員還是反對嚴禁，而傾向於弛禁。

江西道御史袁玉麟在其《奏陳鴉片弛禁將有妨國計民生折》中，再次對弛禁論進行了系統而有利的駁斥。奏摺的大旨是：但禁止官員、士子、兵丁吸食，而不禁小民吸食，不僅無法做到，而且破壞了政令的統一，其遺患更大。按舊例徵收鴉片入口稅，每年不過十至二十萬兩稅銀，於國課無補，反而見小利而傷大體，得不償失。至於紋銀外流，是因為禁菸不力，如果禁菸有力，那麼鴉片吸食、紋銀外流均可堵絕。而鴉片交易以貨易貨是難以實行的、中國所產的茶葉、大黃等物，與外商的呢羽鐘錶大體相當，購買鴉片，仍不得不用白銀；一旦弛禁，吸食者會越來越多，鴉片之進口也會越來越多，白銀之外流因之而增多。可見，以貨易貨，無異於開門揖盜。允許內地栽種罌粟，必將導致無知小民棄農趨利，膏腴之區盡化為鴉片之壤。糧田的減少，人口的增加，豐年猶恐糧食不足，災年更會缺乏糧食，導致饑饉的發生。禁止兵丁、士子、官員吸食，而不禁小民吸食，是窒礙難行的，因為兵丁、士子和官員來自民間。如果天下兵丁盡皆因吸食鴉片而疲弱不堪，那麼情形更令人不堪設想。這樣，一一分析，袁玉麟將弛禁的主張批駁得體無完膚，將其謬誤、自相矛盾一一揭示出來，從此以後，再也沒有人公開主張弛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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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的嚴厲禁菸與鴉片戰爭（1）（圖）

弛禁與嚴禁的論爭，以嚴禁論的勝利而告一段落。清廷官員，即使是原來支援弛禁的鄧廷楨，還是執行了朝廷禁菸令，驅逐在廣州的外國煙販，擬定《拿辦窯口走私章程》，認真查辦禁菸事宜。道光十七年（1837）六月，道光皇帝諭令兩廣總督鄧廷楨驅逐鴉片躉船，“嚴飭洋商，傳諭該國坐地夷人，勒令寄泊躉船盡行回國，無許託故逗留。並確查窯口巢穴所在，悉數按治，毋稍姑息”（《籌辦洋務始末》（道光朝）第一冊，第19頁）。七月，又令緝辦鴉片私販。鄧廷楨要求英國商務監督義律等撤走躉船，但遭到拒絕。鄧廷楨於是透過剷除“快蟹”等走私小船，斷絕躉船接濟補給等方法，來達到驅逐躉船的目的，又嚴厲查緝了一批國內鴉片販子。雙管齊下，禁菸取得了一些成效，使煙土價格開始下跌。

然而，鴉片氾濫已久，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鄧廷楨等人的禁菸措施，雖然取得了一定效果，但鴉片走私活動仍十分猖獗，白銀大量外流並未改變。針對這種局面，道光十八年閏四月（1938年6月）鴻臚寺卿黃爵滋奏呈《請嚴塞漏厄以培國本折》，建議採用重治吸食洋菸的方法來禁止鴉片。黃爵滋認為，以往禁查鴉片一是嚴查海口，在海岸巡邏；二是禁止通商；三是查拿興販，嚴治煙館。但這些方法都未能達到禁菸的目的，成效較小。因此，他提出了重治吸食的辦法。因為“耗銀之多，由於販煙之盛，販煙之盛，由於食煙之眾。無吸食，自無興販，由外夷之煙自不來矣。”黃爵滋重治吸食的方法是：“請皇上嚴降諭旨，自今年某月某日起至明年某月某日至，準給一年期限戒菸，雖至大之癮，未有不能斷絕。若一年之後，仍然吸食，是不奉法之亂民，置之重刑，無不平允。查舊例，吸食鴉片者，罪僅枷杖，其不指出興販者，罪杖一百徒三年，然皆系活罪。斷癮之苦，甚於枷杖與徒。故甘犯明刑，不肯斷絕。若罪以死論，是臨刑之慘急，更苦於斷癮之苟延。臣知其情願絕癮而死於家，必不願受刑而死於市。”（《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鴉片戰爭》第一冊，第465頁）黃爵滋提出了用“死刑”嚴懲鴉片吸食者的主張。

道光皇帝閱後，抄轉全國各地方大員，並諭令“盛京、吉林、黑龍江將軍、直省各督撫，各抒所見，妥議章程，迅速具奏”。（《鴉片戰爭檔案史料》第1冊，第258頁）於是，針對黃爵滋的意見，全國各地方大員展開了章奏大討論。綜合起來看，各大員都認為銀貴錢賤是由於鴉片大量輸入造成的白銀大量外流。但對於用“死刑”重罪吸食者，絕大多數官員都表示了反對，他們認為：吸食鴉片不過如酒色過度一樣，是自戕軀命，與殺人、強盜等十惡同罪，量刑過重；而且吸食者幾遍天下，勢必造成誅不勝誅的局面；二是認為禁絕鴉片，逐應從正本清源入手，販售鴉片是活水源頭，吸食為其流，只有重治販售，遇源絕流，才能堵絕吸食。他們有的主張應嚴懲販煙，開煙館之人；有的主張嚴禁鴉片入口，禁絕煙船入港，驅逐躉船；有的主張首先嚴海口之禁，次加興販開館之罪；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