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培養高階建設人才的要求來看，培養一個大學生，國家平均要花五六千元，也應該慎重選擇培養物件。宋誠：《高三同學怎樣對待升學和勞動問題？》，《中國青年》，1958年第8期。

不過，這時所謂的成分，還主要是指本人的成分而言，加上自1958年以後大學招生規模連續三年迅速擴大，更是把這一問題掩蓋了。

大學之門向剝削階級出身的青年逐漸關閉，是從三年災害以後開始的。1961年，當大中學校進行大規模精簡的時候，###曾正式發出通知：“各級師範學校招生，必須保證質量，特別是政治質量。認真改變過去降格以求，不顧質量，勉強湊數的現象。今後，凡學生家庭屬五類分子的一般不予招收《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大事記》，教育科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289頁。。”雖然只限於師範院校，卻是個非常明顯的訊號。當年8月，###中央轉發了###黨組《關於資產階級子女升學問題的報告》，指出各地、各高等學校在招生工作中仍存在對資產階級中間派和右派沒有區別對待，對學生本人的進步表現注意不夠，一些學校所規定的機密專業數量太大、範圍太廣，過分限制了資產階級子女入學的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大事記》，教育科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297頁。。可見這一時期高校招生中，已存在著對出身的強調，存在著對出身不好的子女的歧視了。不過，從政策來說，這時大學所明確拒收的，還主要是“五類分子”和資產階級“右派”的子女，矛頭尚未擴大到、至少是中央還不願讓矛頭擴大到一般所謂的“資產階級子女”的範圍。

1962年以後，毛澤東提出社會主義階段仍然存在階級和階級鬥爭，存在資本主義復辟危險的命題，提出為了使社會主義江山千秋萬代永不變色，要在階級成分好、思想覺悟高的青年中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原則，與之相對而言的，剝削階級家庭出身的青年便被當成了資產階級復辟的主要社會基礎之一，當成必須嚴加防範的主要危險。這種看法，在1964年以後，還被上升到了理論的高度。

1964年5月，團中央某負責人在一次會議上明確提出，修正主義在青年中間的社會基礎有兩個，一個是懷著階級報復思想的“五類分子”子女，一個是輕視勞動、輕視工農，拜倒在資產階級專家、教授腳下的知識青年。知識青年不經過艱苦勞動，有了點書本知識，就認為有了“私人資本”，自以為高人一等，是不能成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另一位領導幹部也宣稱，資產階級千方百計同我們爭奪青年，這一斗爭尖銳激烈地在各個方面進行著，最直接的就是資產階級同我們爭奪他們的子女。我國現有資產階級分子100多萬人，以平均一個資本家生4個子女計，全國就有400多萬個資產階級子女，如果每個資本家都有一個子女接班，就會出現100萬資產階級的繼承人，尤其嚴重的是他們還會擴大陣地。這位領導還說，我們過去幾年對階級鬥爭的長期性、複雜性、反覆性認識不足，把消滅資產階級的問題，只簡單地看成是對現在老一代的改造，沒充分看到資產階級思想還要傳宗接代，還要爭奪下一代以至下幾代。他還對資產階級出身的青年作了一個估計，說他們是“兩頭小，中間大”，有社會主義覺悟的僅佔20％。這些講話，當時是沒有公開的胡克實同志在中央工作會議小組會議上的發言，1964年5月30日。。　。　想看書來

“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2）

自60年代開始，青年升學和就業時，就必須透過政審。這些解放時尚未成年的學生，自然談不上什麼歷史問題。所謂政審，審的其實就是出身。每個青年的檔案上，都根據出身不同注有“可去機密單位”、“一般”、“不宜錄取”等字樣，招收單位就根據這條來招人，如果是大學招生，一旦被寫上“不宜錄取”，那麼無論成績多麼優秀，也只有落榜一途。不幸的是，“###”前的高考並不公佈考分，上述規定也只在內部掌握，落榜青年並不知道自己沒考上大學的真正原因，有的還在繼續用功，期望下一年能夠榜上有名，直至幾次失敗之後，才不得已而走上下鄉之路。

即使動員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按照出身不同，也有不同的動員口號，如天津市團委書記的動員講話：

希望勞動人民出身的家長帶頭教育子女走革命道路，使自己的後一代繼承老一輩的革命事業，把革命進行到底；希望剝削階級出身的家長認清知識青年下鄉上山是革命的潮流，勢不可擋，應該下決心從自己的後一代改變門風，使子女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