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旁。在最初停車的地方，身穿黑色衣服的戰爭遺孤跪坐著等候他的到來：

站在他們身旁的是幾位母親，她們的臉上佈滿疤痕，懷裡抱著的孩子程度不同都處於傷殘狀態。在照相機發出快門聲並轉動方向拍攝時，人群變得越來越興奮，天皇手拿著帽子，傾聽著這群人簡短地訴說自己的經歷。他低聲說著“啊，是嗎”，看起來似乎是在對著一個伸向他的麥克風說話。然後他嘴唇顫抖，簡短地鞠了一躬，轉身回到他的車中。就在此時，人群變得瘋狂。他們聲嘶力竭地呼喊著“萬歲”向前擁去，眼睛發光，除去了臉上漫無表情的面具。在裕仁走回車子前，宮內府的官員和警察遭到群眾的推擠和踩踏。沒有人觸控到天皇，但是許多人似乎只要摸到天皇的車身就感到非常高興。

我們繼續駛向下一站，在臨時開闢的廣場上，市長、市府官員和相當於城市現有人口1/4的5萬名群眾，正等待歡迎他的到來在這裡又看到了動情哭泣的人們天皇登上講臺攝影師再一次從各個角度進行了拍攝。天皇（從口袋中掏出一張紙條）宣讀了一段簡短的講話在市政大廳，他爬到了屋頂上，市長拿著地圖等在那裡，向他展示了城市的過去、現在和將來為天皇準備的一副小型雙筒望遠鏡放在一塊紫色的絹帕上，但是他沒有碰它。那一天，他第一次明顯地被不安的情緒所壓倒，看起來似乎想盡快離開那裡。

此時，ＧＨＱ注意到日益增加的國內外批判以及來自ＧＨＱ內部的批判，開始重新評價天皇的巡幸。民政局的保羅·Ｊ·肯特被指派跟隨天皇到本州的中國地區巡幸。1947年12月16日的肯特第一份報告記錄了巡幸團的巨大規模：近百名官員和侍從，無數的日本報紙和雜誌的記者及攝影師，“不管是列車，還是地方的公共汽車或者小汽車都有他們的座位他們跟隨著天皇的每一段旅程。”肯特把出現“這一大群擁護者、追隨者、勤務兵和管家隨行”的責任歸咎於“地方政府和私人企業負擔了鉅額經費”。他繼續記述道：

幾乎天皇一行經過的每條街道都被重新修建（並且）他停下來視察稻田和農田的地方都被鋪上了地板並支起了天蓬。用鮮花和樹枝裝飾的柱子、門和拱門矗立在廣場的入口、街角和通往大橋的路上。他用手觸控過的欄杆被用布包了起來，他走過的路都被鋪上了席子。考慮到所有這些情況我們不得不得出這樣的結論，鉅額資金被投到沒有任何實用目的的事情當中這對於一個瀕臨財政崩潰的國家來說是完全不正當的。

他堅持認為天皇“沒有看到實際情況”，天皇的視察更像是“政治宣傳式的巡視”，其目的主要是在追蹤他的巡幸中，將他每天都置於公眾的視線當中。最糟糕的是，巡幸沒有使君主制民主化，而是增強了“傳統天皇制的權力和影響”。

肯特沒敢因這種令人遺憾的狀況而批判裕仁本人，但他是這樣描述天皇的：

神經質到了似乎身體有殘疾的地步；他的姿勢和動作笨拙而且不協調。他在講話和行動之前總是很猶豫。如果不是過分的自我意識，那麼肯定是他感到十分不安在幾乎所有的場合，他的臉上都沒有任何表情。當對孩子們講話，或者萬歲的呼聲非常大的時候，他也微笑過幾次。他的衣著甚至也很糟糕。

最後，肯特將造成天皇侷促不安的原因歸咎於宮內官員的態度。他還舉出了兩件讓他特別惱火的事情，認為責任也在他們身上。一件是天皇在襲擊珍珠港6週年紀念日巡幸廣島。另一件是12月11日，巡幸中國地區最後一天發生的“有組織的大範圍的懸掛太陽旗”。

ＧＨＱ迅速採取了行動。1948年1月12日，ＧＨＱ民政局下令停止天皇的“政治宣傳旅行”，理由是宮內府官員違反了ＧＨＱ數項指令的精神。他們舉止傲慢且非民主，日本官僚機構明目張膽地濫用公費，為資助天皇巡幸徵收了不合理的稅金。ＧＨＱ還注意到關於暗殺天皇的謠傳，其中涉及到對新頒佈的外國人登入法不滿的所謂朝鮮共產主義者。其實，沒有明說的更深的擔憂還在於，巡幸非但沒有消除天皇已經放棄的神格的所有痕跡，使全體日本民眾從臣民意識中解放出來，反而在事實上促進了舊的偶像崇拜。

第五部分：再造神秘性巡幸活動

1948年元旦，裕仁接受了聚集在皇宮廣場的數萬名群眾的問候。1月中旬，他在皇宮舉行了大眾性的“皇室新年詩歌朗誦會”（歌會始）。這個活動從明治維新的第二年，即1869年開始舉辦，伴隨著每一次民主主義浪潮的衝擊而逐漸向臣下開放，最後向全體國民敞開了門戶。參加者按照命題創作和歌提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