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智要想牢牢控制住這麼一大塊地盤，要面對的壓力來自方方面面，有官吏系統，有文人士子的反彈，有家族勢力的反彈。

大宋朝，是華夏第一個把基層的治理權交給底層士族集團的朝代。從春秋戰國，到秦漢兩晉，再到隋唐。每一個朝代都是真正的中央集權，皇權是直接可以管轄到每一個黎民百姓的。

也就是說中央一個命令，不論是繳稅，還是徵兵，都是由政府組織直接發號施令。比如唐之府兵，動員系統只需要皇帝一個聖旨，兵員從十里八鄉便可源源不斷的集結，徵稅亦然，也是衙門直接進行。

但是宋朝開始，這個事情就有了變化，有一個詞彙叫作“皇權不下鄉”，便是地方衙門並不能真正管理到村鎮族鄉，衙門行使權力，都要經過當地的家族進行。比如一個村落，要徵稅，其實並不是衙門直接到百姓家中收取，而是透過當地的家族勢力間接進行。

又比如宋朝的軍制，財政養的禁廂軍之外，朝廷並不能直接動員底層百姓。也沒有直接動員的制度渠道，甚至都沒有直接動員的能力。一切的社會基層事務，皆要透過家族勢力進行。

其實這是一種權利交換。從那一句“與士大夫共天下”開始，大宋趙家就把基層治理權交給了大小士族，換得大小士族對於趙家的支援。

宋朝這個制度也嚴重影響了明清，導致明清都有不同程度上的權利交換，對於國家而言，帶來的壞處是顯而易見的。特別是明朝，士族富裕而國家衰弱的原因也主要在於此，士族權利致使土地兼併之下，整個國家連稅收都收不到。

這個問題是宋朝以前的朝代不曾有的，也是國家主要的動員能力所在。也是漢唐對外戰爭強橫的原因所在，漢唐朝廷能直接動員所有的民力物力。宋明卻缺乏這種能力，甚至到了後期，國家直接就喪失了這種能力。

這是社會制度與模式最基本的比較。

但是這個問題如今也給鄭智帶來的困擾，那就是河北兩路之下，其實民間的基礎統治階層，對於趙家是有骨子裡的效忠的。因為趙家開創的模式給了他們好處，那麼權利交換之下，顯然沒有人願意打破這種美好的局面。

這也是為何宋、明、清三朝沒有人能造反成功的原因，即便是李自成，若是遼東沒有滿人這個強力的外敵，也不可能讓他攻入北京城。因為朝廷的統治基礎不被打破，那麼來自內部的反抗是不可能成功的。即便清朝的終結，也是因為外部的影響，被列強無數次打敗，才有民間進步人士的崛起。

那麼鄭智要來打破這種局面，便需要深層次的思考，手段必然是翻天覆地的。這個手段，歸根結底便是土地改革。把好處直接給到所有的百姓手中，打破士族對於基層權利的壟斷。

也就能構建起鄭智對於基層權利的回收，得到真正來自底層的支援。趙家與士族進行權利與利益交換，鄭智便要直接與真正的基層百姓進行權利與利益的交換。換取廣大百姓的支援。

後世國民黨常凱申統治的中國，其實也是建立在“與士大夫共天下”的基礎之上的，雖然並不完全一樣，但是基層的形態還基本相同。

打破常凱申的太祖之法，便是鄭智之法。

鄭智想得極為通透，要想徹底根除趙家的勢力，唯有以極為快速與血腥的手段解決大宋趙家的統治基礎。

否則，鄭智的統治便是空中樓閣，隨時都會受到反撲，隨時都會搖搖欲墜。

最重要的一點就是，鄭智不願意用趙家的模式與士族集團達成這種權利與利益的交換。不願意與傳統計程車大夫共天下。民族與國家的傳承需要知識，需要文化，但是並不需要這種傳統計程車族階層。

國家需要的文人士子應該是服務型的，而不是既得利益型的，更不是用整個國家與民族的權利與利益作為交換型的。

大名府城之下，蔡京回頭看著一眼望不到頭的軍隊，極為的安心，這也是蔡京人生之中第一次看到這麼多軍隊，多到漫山遍野，多到人山人海。

蔡京抬頭再看了看大名府城的高牆，還有高牆之上的鐵甲士卒，心中也升起了許多自信。

身邊的种師道一臉的擔憂，种師中卻是老神在在，還有閒心左右打量。

“來人，往城裡射勸降書信。此番朝廷十五萬大軍已到，叫城內的亂臣賊子快快束手就擒。”蔡京話語之中有一股睥睨之感。

七天集結了十五萬大軍，雖然不盡人意，卻是也讓蔡京心中能接受。

說是十五萬大軍，在蔡京看來這個數字也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