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的對立中找到了援軍。1932年1月28日，在為裕仁及其近臣所做的“御進講”中，前陸軍大臣南次郎大將為陸軍創立獨立的“滿洲國”做解釋時，強調了國家安全保障的必要、資源和領土的不足。他告訴天皇說，“日滿共同經營”，將使日本能夠“抵擋外國的經濟封鎖”並“永遠成為一個強國”。另外，掌握了整個滿洲，還將解決到30年代末日本人口預計將達到7000萬的“人口問題”，為日本迅速增長的人口提供空間。

松岡洋右（南滿鐵道會社前理事）也於1932年2月8日在宮廷“御進講”，題目為“日滿關係和滿蒙外交史之一斑”。面對裕仁的提問，松岡用生物學做比喻，有些曖昧地強調了維持像日本和中國這樣在人種上如此近似的民族間的親善關係的困難之處。“這是一個生物學的原理”，他向海洋生物學家的天皇這樣說。

經常參加宮廷近臣討論的近衛將圍繞中日關係存在的問題置換為白黃人種之間的種族衝突，宣稱日本人在精神上優於對手白種人。對近衛來說，滿洲事變就是“一道穿透正覆蓋日本週邊的黑雲的閃電”。他論述道：“即使滿洲事變沒在那個時候、以那種形式發生，遲早也一定會進行某種嘗試，驅散這烏雲，為日本的命運開闢一條道路”。在1933年2月發表的題為《改造世界現狀》的文章中，近衛就人口壓力與戰爭的因果關係發出了馬爾薩斯式的警告：

戰爭起源於領土與資源的不公平分配，不調節現在不合理的國際現狀，就無法達到真正的和平。為此，至少應承認“經濟交流的自由”，即，廢除關稅壁壘和開放資源，以及“移民的自由”這兩大原則。可是這些條件在近期實現的可能性很小，“對日本來說，年年近百萬人口的增長，使國民的經濟生活受到沉重的壓迫，”我們不能坐等實現，“不得已，作為今日生存的惟一之路，我們選擇了向滿蒙的進展”。

對於近衛來說，自然法則的必要性、不可迴避性和自我保護證明了日本徵服亞洲的合理性。他這樣嘲笑西方人：

竟以世界和平的名義堅持審判日本在滿蒙的行動。他們或是揮舞國聯的公約，或是以不戰條約為盾牌譴責日本的行動，甚至還有人以日本人就是和平人道的公敵那樣的口吻嘲弄我們。然而真正妨礙世界和平的，不是日本而是他們。他們沒有資格審判我們。

對於那些認為日本本土和殖民地朝鮮需要領土上的“緩衝地帶”以抵抗蘇聯的共產主義和中國的反帝國主義的人來說，一個“獨立的”“滿洲國”的構想是非常有吸引力的。“滿洲國”的衛道士們還以其大量資源形成的巨大經濟優勢作為他們侵略的理由。及時建立的“滿洲國”將成為一個生存空間，為日本不斷增大的農村人口提供土地、家園和食物，同時它的煤、鐵和農業資源將加速日本經濟的成長，在此期間為未來與美國的持久戰爭做好準備。

將帝國日本轉變成一個自給自足的經濟“帝國”　，對在亞洲的西方殖民競爭對手擁有抗衡的優勢，從某種意義上講，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寺內內閣所追隨的“亞洲門羅主義”的重演。自給自足體制需要廣泛的公眾支援，然而，只有當西方勢力被認為是在惡意欺侮日本時它才會獲得這種支援。自給自足經濟也對日本資本家有著特別的吸引力。當時，他們正在摸索減輕對外國資源和技術依賴的方法，準備將他們的國內投資從輕工業轉向重工業和化工業。

滿洲事變中，那些由日本輿論領袖鼓吹的誇張利己的對國際形勢的解析中，沒有什麼比把滿蒙描述成日本經濟、戰略和道德的“生命線”、“生存之惟一手段”更能有效地贏得陸軍支援的說法了。生命線的比喻最早由松岡提出，激起了廣泛的愛國主義情感。受到關於陸軍在滿洲行動錯誤報道的影響，許多日本人似乎很願意與甚至是列強中最強大的國家對抗，以保護祖國、維護國家的榮譽。如果說對“滿洲國”的承認和退出國聯，導致了對國際法本身的拋棄，那也沒有什麼關係，因為國際法是西方的概念，是為了在一個有利於英美的時點把國際秩序固定化而制定的。日本將以發源於天皇的規範為基礎，建立自己獨自序列的國際框架，而天皇是道德的化身，比起英美所愛用的抽象的法律更為真實。

近衛最為典型地體現了日本人的這種憤憤不平的民族主義感。他在早些時候（1918年12月）所寫的著名的論文《排除英美本位的和平主義》中，就曾論述說白種人歧視黃種人，如英美那樣的先進國家壟斷殖民地，違背了“正義與人道”的國際基準。日本作為“黃色人種的不發達國家”，不應該提倡“對維持現狀的盲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