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嗎？是什麼東西讓他們這五十年逐漸自我完善？又是什麼東西讓我們國家從當初那充滿理想的社會主義國家演變到今天這不倫不類的怪胎？

我不是後悔，只是搞不懂。這些年我一直以為自己是這個世界上最明白的人，我派遣的情報人員深入到美國和西方各個領域各個角落，他們每天都向我報回有價值的情報。我不但知道美國領導人當面講什麼，也知道他們在背地策劃什麼，而且我甚至透過情報瞭解到他們在想什麼。可是我就是不願意相信也搞不明白，這樣一幫人怎麼就把他們的國家搞得越來越好，而我們……，我們畢竟是出現過偉人孫中山，李大釗，朱德，周恩來、毛澤東和劉少奇的國家，再看看我們的國家。

我曾經有機會到德國和日本去參觀訪問。到那裡後，我看到彬彬有禮的德國人和點頭哈腰的日本人一個個西裝革履和藹可親，我就納悶：僅僅幾十年前，就是這幫人的父輩把猶太人的人皮剝下來做成人皮燈罩，製造了慘絕人寰的南京大屠殺。是什麼東西讓他們脫胎換骨呢？我在這兩個國家駐留期間，晚上到街道上散步，月明星稀，清風徐徐，本來應該心情輕鬆，但我卻感到一種沉重。這兩個國家的治安都很好，犯罪率遠遠低於中國。小楊，你知不知道，這些年我在廣州都不敢晚上出門，我被偷被搶了不下十次。現在我出去散步身上都固定帶一個假錢包，裡面放二十塊錢。我們國家到底怎麼了？我真想不通呀！

也許不是想不通，而是我從來沒有去想。就像去世的老伴說的，也許我已經不會思考了。可是半個世紀中光是經過我的手送到黨和國家領導人桌子上的情報資料就足足可以堆滿三間房子，那些還不是一般的資料，而是為國家的決策者提供資訊提供依據的。我為此自豪！我把自己的一生都獻給了黨，獻給了國家，獻給了黨和國家的情報事業。在我的一生中，我每時每刻都在思考民族和國家、黨和黨的情報事業，我沒有時間考慮其它的，我也不想考慮其它的。在這樣崇高的獻身於黨和國家的情報事業面前，其他的一切還有什麼意義嗎？

我不是沒有感覺到生活中好像缺少了點什麼，生命中少了點什麼！可是缺少了什麼呢？

伴隨了我走過半個世紀的老伴總是那麼默默陪伴著我工作，這讓我想當然地認為她永遠都會在我的身邊。直到那一天醫生“命令”我立即趕到醫院時，我才知道老伴走到了人生的盡頭。我催促醫生快點說，我心裡著急呀，美國剛剛轟炸了我駐南斯拉夫大使館，我國家安全部三個技術人員和兩個情報幹部受傷，我們不知道美國下一步幹什麼，中華民族面臨著考驗……，醫生表情奇怪地看著我，冷冰冰地打斷我說：“病人肝臟壞死已經到了末期，如果在一個星期內不能實行肝臟移植手術的話，我們就回天乏力了！”

什麼？我的頭嗡地一聲，一屁股坐在凳子上。醫生用毫無感情地聲音解釋道：按說，這個年紀的病人不應該再作肝臟移植手術，但根據具體情況，也就是病人的身體狀況，我們認為如果你老伴可以成功完成肝臟移植手術的話，至少還有兩到三年的時間可以活著。

美國轟炸大使館是誤炸還是肆意挑釁？使館代表一個國家的國土，如果是有目的的轟炸，那將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五十年來受到的最大的挑釁！黨和國家領導人正在等著我們的情報去作生死攸關的決策。我心裡亂極了，我說：那就趕快做手術吧！我的時間很緊。

醫生橫了我一眼沒好氣地說：我的時間也很緊，不過你妻子的時間更緊！看到我的樣子，醫生才稍微耐心一點地解釋道：不是那麼容易，目前北京屍肝捐獻大概一年只有三十具，但現在在各大醫院等待著屍肝救命的至少已有三百人，而且其中至少有一半患者是排隊超過半年的。考慮到你老伴的年紀和她在單位的級別待遇，她沒有可能等到救命的屍肝。

如何成功掩護我使館中受傷的同志返回北京而不暴露他們真正的身份，同時又可以讓他們負傷的血淋淋鏡頭傳遍全世界而不引起西方情報機關的懷疑，已經不僅僅是關係到情報工作的事，而是關係到中華民族的尊嚴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格，在處理過程中，我絕對不能有半點的差錯。我皺著眉頭問：那麼就做活肝移植吧！

醫生說：我們的活肝移植表面是靠其他人士捐獻自己的肝臟，但其實都是黑市裡私下買賣的。例如有些人為了供養孩子讀大學而偷偷去賣腎賣肝等，我們醫院只管移植手術，至於捐肝和肝的來源，得你們自己去搞。你可以到黑市去看一下，估計要20到30萬人民幣。

自己早上才剛剛探望過受傷同志的在京家